11月11日)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的祭日。
回顾这位管理学大师的一生,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的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从那以后,德鲁克先生的思想和理论造福了无数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
今天常识君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德鲁克先生于1995年写成的,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尤其是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个人,如何才能在一段充满变化的工作与生活时期保持高效。这些观点,直至今日对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仍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
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大师箴言,从中汲取力量。以下,Enjoy:
常识君|有话说
作者:彼得·德鲁克
来源:管理的常识(ID:Guanlidechangshi)
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讲自己生活里的七条经验,它们教给我如何保持高效,保持成长、变化的能力,变得成熟,却又不为过去所困。
我不到18岁就读完了高中,离开了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家乡,到德国汉堡一家棉花出口公司当上了实习生。
我父亲不怎么高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全家干的都是公务员、教授、律师和医生这类的工作。所以,他希望我能去全职读大学,但我厌倦了当学生,想去工作。
为了安抚父亲,我到汉堡大学法律系注了册,但我自己其实并不太当真。
在1927年那遥远的岁月,在奥地利和德国上大学用不着随时上课,只需要在登记簿上让教授签名就行了。而得到教授的签名,不上课也行。只要给教务处的听差塞上一笔小费,他自然会弄来教授的签名。
因为大学并没有开晚上的课,我白天又得上班。所以,在汉堡的一年半,我从来没在大学上过一堂课。即便如此,人们仍然认为我是一个很得体的大学生。
现在的人当然觉得这很奇怪,但在从前那些宽松的日子算不上什么怪事。我在前面说过,凡是有高中文凭的人,都能顺理成章地升入任何一所大学。为了拿到大学学位,你只需要每年缴纳少许学费,等四年过后,参加结业考试就行了。
实习生的工作极其无聊,我学到的知识几近于无。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4点下班,星期六中午12点下班。所以,我有很多空闲时间。
周末,我常和另外两个实习生(都来自奥地利,只是在另外的公司上班)去汉堡美丽的郊外徒步,在对学生免费的青年旅馆过夜。每个星期,我有5天夜里都泡在汉堡著名的城市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就挨着我的办公室。
这里鼓励大学生多借书,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本。有15个月,我不停地读啊读啊读,德语、英语和法语书,我全都读。
01
第一条经验
威尔第教我不断奋斗的意义
后来,我每个星期去看一次歌剧。当时,汉堡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歌剧院(现在仍然是)。
实习生挣的钱很少,但歌剧对大学生免费。只要在歌剧开演前1小时到场就行了。演出开始前10分钟,尚未卖出票的廉价座位会免费派发给大学生。
一天晚上,我去听19世纪意大利伟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一部歌剧——那是他1893年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名叫《法斯塔夫》。
这部歌剧如今已经成为威尔第最受欢迎的一出作品,但65年前,它很少上演。歌手和观众都认为它太难了。我却完全被它征服。
我在音乐之城维也纳长大,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我听过许多的歌剧,但像这样的作品却从未听过。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法斯塔夫》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做了一番研究,惊讶地发现,这出充满欢乐、充满对生活热爱、有着难以置信活力的歌剧,竟然是一位80岁的老人创作出来的!
对当时年仅18岁的我来说,80岁是一个难于想象的年纪。我甚至不认识任何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当时人们的预期寿命才50岁,哪怕健康人也就能活这么久,80岁真的不是什么常见的岁数。
后来,我读到了威尔第自己写的文章,有人问他,像他这样一位名人,到了这么大的年纪,又已经被视为19世纪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为什么还要承担繁重的工作,创作这样一出要求极其苛刻的歌剧呢?
“身为音乐家,”威尔第写道,“我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可完美总是躲着我。所以,我有责任一次次地尝试下去。”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话——它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威尔第,还在我那个年纪(18岁)就已经是一位老练的音乐家了。我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毫无头绪,只知道自己恐怕当不上成功的棉纺织品出口商了。
18岁那年,我跟所有18岁的青年一样天真幼稚、不成熟。我一直到15年后,30岁出头,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属于哪一个领域。不过我当时打定主意,不管我这辈子会干什么工作,威尔第的话都将是我的指北星。
我还决定,如果我能活到很大的岁数,我也不会放弃,而要继续前行。与此同时,我还要力求完美,哪怕有一点很清楚:完美永不可及。
02
第二条经验
菲迪亚斯教我何为完美
大约在同一时期,仍然是我在汉堡当实习生那段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让我体会到什么才是“完美”。
这是一个关于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菲迪亚斯的故事。
公元前440年,他接受委托,在雅典的帕台农神庙的屋顶上修筑雕像,2400年后的今天,这些雕像仍然伫立在那里。如今,它们已经成为西方传统中公认的伟大雕塑作品。
当时的人也对雕像赞声一片,可菲迪亚斯把所花费用呈交上去的时候,雅典城邦的会计却拒绝付款。
“这些雕像,”会计说,“伫立在神庙的屋顶上,而神庙则修在雅典最高的山上。人们只能看到雕像的正面。可你向我们提交的费用却是全身像,也就是说,连雕像的后背也计了费。但没人看得到它们的后背。”
“你错了,”菲迪亚斯反驳说,“天上的神祇看得到。”
我记得,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听完《法斯塔夫》之后不久,它深深触动了我。我没能始终对它奉行不渝。我做过许多但愿神祇不会注意到的事,但我知道,人必须力争完美,哪怕只有“神祇”看得到。
每当人们问我,我认为自己哪本书最好,我总会笑着回答:“下一本。”我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我的意思,跟威尔第回答“为追求永远无法企及的完美,80岁仍在写歌剧”时一样。
虽说我现在年纪比威尔第写《法斯塔夫》时还要大,我仍然想着再写两本书,而且,我希望这两本书都比我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好,更重要,更臻于卓越。
几年后,我搬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在那儿的一家经纪公司实习。之后,纽约股票市场在1929年10月崩盘,经纪公司破产,我则在20岁生日那天,被法兰克福的一家最大报纸聘为金融和外事撰稿人。
我继续在大学里报名修读法律,因为当时,在欧洲不同的大学间转学很容易。
我对法律还是没多大兴趣,但一直记着威尔第和菲迪亚斯教给我的功课。记者要写许多主题的文章,所以,我决定对各学科尽量多做了解,做个称职的记者。
03
第三条经验
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工作的报纸是下午出刊。
我们早上6点开始工作,下午2点一刻完工,最后一版付印。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下午和晚上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社会和法律制度史、世界通史、金融,等等。
渐渐地,我发展出一套知识体系。我对它不断进行扩充。
每隔三四年,我会挑选一门新科目,可能是统计学,可能是中世纪史,可能是艺术或者经济学。3年的学习绝对不够掌握一门学科,但可以实现基本的理解。
所以,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定期学习新的学科。它不光带给了我大量的知识储备,还强迫我打开眼界投入新学科、新方法——我所学习的每一门学科,都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假设上,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04
第四条经验
报社主编教我回顾和计划的重要性
这个保持智力活跃、不断成长的漫长故事里,下一条经验来自报社主编,他是当时欧洲的一位顶尖新闻记者。
编辑部里都是一些很年轻的人。我22岁就成了3名助理主编之一。究其原因,倒不在于我特别优秀。
事实上,我从未成为一流的日报记者。但是,1930年前后的欧洲,应该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人,即35岁上下的人,所剩无几。他们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战死了。就算是极为重要的职位,也只能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顶上了。
报社主编当时大约50岁,呕心沥血地培养、磨炼这支年轻的记者队伍。他每个星期都会和每个人讨论我们完成的工作。每年两次,一次在新年之后,一次在6月暑假开始之前,我们会花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整个星期天讨论过去6个月完成的工作。
主编总会从我们做得很好的事情谈起,接着,进入到我们努力想要做好的事情。接下来,他会回顾我们做得还不够努力的事情。最后,他会严厉批评我们做得糟糕以及没能做到的事情。
会议的最后2小时,我们要对未来6个月的工作进行安排:
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做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应该有所改善?
哪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
一个星期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向主编提交此后6个月的工作和学习计划。
我很喜欢这个过程,只不过,离开报社之后我就全忘了。几乎10年后,已经到了美国,我才回想起来。
当时是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一家重要教学机构成了资深教授,开始了自己的咨询实践,并出版一些作品。这时我想起了法兰克福主编教给我的东西。
从那时起,我每年夏天会留出两个星期回顾自己前一年的工作,先从我做得好但还应该、还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入手,逐渐来到我做得糟糕或是应该做但没做到的事情。我会确定我咨询、写作和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分别是什么。
我从来没能真正完全按照每年8月定好的计划做,但它强迫我坚持威尔第“哪怕不可企及,仍然力求完美”的信条。
05
第五条经验
高级合伙人教我成功的条件
几年后,我学到了另一条经验。
1933年,我从德国法兰克福迁往英国伦敦,起初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师,一年后,到了一家发展迅速的私人银行,在那里当上了公司的经济师以及3名高级合伙人的执行秘书。其中一位是公司创始人,70来岁;另外两位30多岁。
起初我只替两位比较年轻的先生做事,但到公司3个多月之后,创始人把我叫进办公室说:
“你刚来时我对你不怎么看好,现在仍然不怎么看好。但你比我想象中还笨太多了,你真的不该这么笨。”
因为两位年轻的合伙人每天都把我夸上天,我一听这话着实傻了眼。
1.在新岗位上保持高效的必要条件
接着,老先生说:
“我明白你在保险公司做证券分析做得很好,但如果我们还想要你做证券分析工作,我们就会让你留在那儿。你现在是合伙人的执行秘书,可你却还在继续做证券分析。要在新岗位上发挥出效力,你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当时气坏了,但我仍然意识到老先生说得没错。之后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工作内容。
从那时起,每当我调到新的工作岗位,我就问自己:要在新的岗位上发挥效力,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呢?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样。
我现在做企业顾问已经50年了。我曾与许多组织和国家共事。在所有的组织里,我所见的最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就是晋升后未能适应。
晋升到了新岗位上的能人,能真正获得成功的并不多,反而有不少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更多的人既不成功也不失败,而是成了平庸之辈。只有很少人能成功。
2.为什么突然不称职了
本来在10年、15年里都称职胜任的人,怎么突然就变得不称职了呢?就我所考察的所有案例,原因都出在人们犯了我60年前在伦敦那家银行里出的错误。
他们在新岗位上继续做着从前旧岗位上干得成功、为自己带来了晋升的事情。
他们变得不称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称职,而是因为他们在做错误的事情。
3.成功的条件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我总是会问我客户里真正卓有成效的人士(尤其是大型组织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的高效来自何处。
几乎每一回,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多年前的一位上司,这个人做的事情,就像伦敦那位老先生对我做的一样:强迫我仔细思考新岗位的要求。
没有人是自己发现这一点的——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是这样。你需要有人教你。
人一旦学会了这一点,就永远也不会忘记,之后,几乎毫无例外地能在新岗位上取得成功。
不需要什么卓越的知识、卓越的才能,只需要全力关注新岗位的新要求,即新挑战、新工作、新任务最关键的要点。
06
第六条经验
把事先预料的结果写下来
又过了好几年,大概是1945年前后(在我1937年从英国搬到美国之后),我为自己选了一门为期三年的研究课题:欧洲早期现代史,尤其是15和16世纪。
我发现,欧洲有两家机构在此期间成为了欧洲的主导势力:南方天主教的耶稣会和北方新教的加尔文教会。这两家机构的成功都源于同一种方法。它们均成立于1536年,并从一开始就采用了相同的学习纪律。
每当耶稣会教士或加尔文派教士要做重要的事情,比如做出关键决策,他就会把事先预料的结果写下来。9个月之后,他会将实际结果与事先预料的结果相比较。
这立刻就能说明他什么地方做得好,他的强项是什么。这同时还表明他还需要学习哪些事情,有哪些习惯必须加以改变。最后,这还能说明他有哪些不擅长做、做不好的事情。
50年来,我一直遵循这套方法。它指明了人的优势在哪里,这对人获得自知之明是最重要的事情。
此外,它指出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需要怎样的改进。
最后,它又指明人有哪些能力不及的地方,有哪些不应当尝试去做的事情。
知道自己的强项、知道如何改进,又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力有不逮——这些都是不断学习的关键所在。
07
第七条经验
熊彼特教我随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说完这一条经验,我个人发展的故事就说完了。
1949年的圣诞节,我刚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管理课程。我父亲,73岁,从加利福尼亚赶来探望我们。
几年前,他从当地退休。新年刚过完,那是1950年1月3日,我和父亲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了,但当时名满天下的熊彼特,66岁,仍在哈佛大学执教,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职位上也非常活跃。
1902年,我父亲是奥地利财政部一名年轻的公务员,但也在大学里执教经济学。他逐渐认识了熊彼特,后者当时才19岁,是最才华横溢的年轻学生。
这两个人差别之大,叫人几乎无法想象:熊彼特精力旺盛、傲慢自负、刻薄伤人;我父亲则安静克制、谦虚礼貌,甚至到了有点自闭的程度。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很快成了朋友,交情一直挺好。
到1949年,熊彼特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人。这年他66岁,是他在哈佛执教的最后一年,名声达到最高峰。
两位老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回忆往昔岁月。两人都在奥地利长大,也在那儿开始工作,并最终来到了美国,熊彼特1932年到美,我父亲是4年后到的。
冷不丁,我父亲笑了起来,问熊彼特:“约瑟夫,你还记得从前说起‘自己最希望被人记得是什么人’的事儿吗?”熊彼特大笑起来,连我都被感染了。
熊彼特30来岁时说过一句名言。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自己最初的两部经济学巨著,正是踌躇满志之时,于是放出狂言,说自己最希望被人记得是“欧洲漂亮姑娘们最棒的情人,欧洲最了不起的骑士,有可能还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说:“没错,这个问题对我仍很重要,只是我现在有不同的答案了。”
他一定看到了我父亲脸上吃惊的表情,因为他继续说:
“你知道,阿道夫,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明白光是被人记得写过几本书、提出过一些理论,还远远不够。除非他给别人的生活带去了不同,要不然,这个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父亲去看望熊彼特的原因之一,是他听说熊彼特病得很重,活不了太久了。我们拜访熊彼特5天以后,大师便去世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那次谈话。我从中学到了3件事情。
首先,人必须自问,最希望被人记住的是什么地方。
其次,人应当随着年纪增长有所改变。不光是变得更成熟,也要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
最后,为别人的生活带去不同,是一件值得被铭记的事情。
1.成功者学到了同样的事情
我讲这个长长的故事,原因很简单。所有我认识的长时间保持高效的人,都曾经学到过跟我类似的事情。
不管是高效的企业管理者还是学者,不管是一流的军人还是一流的医生,或者教师、艺术家,都适用这一点。
身为咨询顾问,我曾跟许多企业、政府、大学、医院、歌剧院、交响乐团、博物馆合作,在此过程中,每当我跟人共事,我总能找出这个人成功的奥妙。对方无一例外地对我讲述过跟我类似的故事。
2.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因此,“人,尤其是从事知识工作的人,该如何保持效力”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做几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
第一件事是拥有威尔第在《法斯塔夫》中赋予我的那种目标或愿景。不停奋斗,意味着人走向成熟,而非老化。
第二件事是,我发现保持效力的人会像菲迪亚斯那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神祇看得见。他们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完成工作。他们尊重自己工作的完整性。事实上,他们尊重自己。
第三件事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岁月里养成了不断学习的习惯。
他们或许不像我那样,在60多年里每隔三四年就学习一门新科目。但他们不断尝试。
他们并不满足于昨天所做的事情。最起码,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得更好。更多的时候,他们要求自己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得更好。
保持活力,不断成长的人还时常回顾自己工作的绩效。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16世纪耶稣会士和加尔文派教士最初想到的事情。
他们把自己行动和决定的结果记录下来,将之与自己的期待对比。很快,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知道自己该怎么改进、调整和学习。
最后,他们知道了自己不擅长做的事情,故此也就知道了该放手让别人去做的环节。
每当我让一位卓有成效的人讲一讲能解释他们成功的经历,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听说,在他们换了工作、岗位、任务的时候,有位过世很久的老师或上级激励、教导了他们,要他们彻底思考自己新工作、新岗位、新任务的要求是什么。
而这些要求,跟他们从前从事的工作和任务完全不同。
3.为自己的发展和定位负责
所有这些做法背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尤其是从事知识工作、努力保持效率、不断成长和改变的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发展和定位负责。
这可能是一个最新颖的结论。
当今的组织,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组织负责个人的定位,提供个人所需的经验和挑战。
据我所知,这方面最合适的例子就是大型企业人事部,或是它所仿效的原型,传统军队的人事部。我知道,传统人事部门的员工再负责不过了。可我想,他们必须学着改变。他们不能光顾着做决策,更必须成为老师、教练、顾问和参谋。
我深信,知识工人的个人发展和定位之责,必须由当事人来承担。每个人都应该负责任地扪心自问:
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我现在有资格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现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经验,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
当然,这些决策也不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做,还必须根据组织的需求来思考,根据对当事人优势、能力和技巧的外部整体评价来拿捏。
个人发展的责任必须要成为自我发展的责任;个人定位的责任,必须成为自我定位的责任。如若不然,知识工人不可能在漫长的工作年限中保持高效和生产力,并不断成长和发展。
彼得·德鲁克
1995年1月12日
关于作者:彼得·德鲁克,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本文为“管理的常识”(ID:Guanlidechangshi)原创,摘自《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转载请与我们联系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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