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曹聚仁
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乱起）到东汉晋恭帝元熙元年（晋亡），这二百年间，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汉桓帝时，已经“京师廨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到了东晋初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鄢陵旧五六万户，今裁有数百。”这是怎样一个大修罗场！但史家好像不十分关心这些人的死活，只有几个女人的死，倒大书特书给后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给当局开刀，自黄祖杀祢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个多嘴的孔融杀掉了，曹丕又杀了许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连曹植也几乎不能免。（其实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给曹丕弄死的。）三国末年，那几个大名士，司马懿杀了两个─—夏侯玄和何宴，司马昭也杀了—个─—嵇康，他们的罪状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荣绪在《晋书·阮籍传》上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倒是真话，我门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昭，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杀那些名士，不过是个托词。
有人问：曹操、司马懿，为什么一定要把文人来开刀呢？我们先找几件外国的故事来谈谈：希腊那么一个标榜自由的民族，为什么容不得苏格拉底那个大哲人多活几年呢？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已经71岁，迟早就要死的了；希腊人就有那么急性非赶紧解决这个人不可。苏格拉底原没有什么大罪过，只是逢人诘问，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使希腊人不再醉生梦死下去；所以控诉他的那三个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说他“否认国家所承认的神们，另外唱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败。”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人物，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罗兰夫人；她临死时候，对着自由神的石像说：“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恶！”她的丈夫听到她被杀的消息，也当天自杀了；身边留一小纸条，说：“但愿通国厌弃这种残杀无辜的罪恶，回过头来，发现真正人道罢！”他们夫妇俩都有欢喜教训别人的脾气，至死不悟！魏晋间文人，大概也害了这种多嘴的毛病的，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对黄巾去诵《孝经》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谁耐烦听你的噜苏呢？我们读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信，就觉得可笑：什么“七不堪”，什么“二不可”，无非惹人头痛，因而送上断头台。这种毛病，连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都不能免，（诸如《杂诗》、《拟古》、《读山海经》诸篇，字里行间，都有愤激不平之气存在着。）更无论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
他们躲避这现实的方法，我们看来颇有点幽默。在他们之间，时兴三部古书，《老子》、《庄子》和《周易》，《老子》、《庄子》都是教人回到浑噩无是非无差别的境界去的，“未尝先人，而尝随人；人皆取实，已独取虚；人皆求福，己独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镜，一到虚静界，什么隐秘，更看得清清楚楚；反不如在势利场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见天日。这样，他们想在老庄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隐蔽处，结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们第二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饮酒”，司马昭要替司马师求婚于阮籍，阮籍一醉六十日，使来使无从开口。以酒醉来躲避，只有这一次是有实效的。后来司马炎让九锡，公卿大夫要一力劝进；那篇劝进文，奉命非要阮籍动笔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来躲避，毕竟不可能；只得就案写成，让来使抄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赞成阮籍的办法，所以说：“阮嗣宗，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因为如嵇康那样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会静默下去；阮嗣宗本是“与物无伤”的，酒后反常，会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第三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学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说起话来愈是刻毒。那位隐在苏门山的孙登，老实不客气，就说嵇康“才多识寡，不得善终”；好在嵇康并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则孙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终的了。魏晋文人种种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见实效，只能如驼鸟一样，把头钻在树林里，当作自己已经躲起来了，让猎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东晋以后，佛家的思想传播过来了，释迦的教义代替了老庄的教义。第一等聪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现实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来。并且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人间世的种种一切，都有从头来过的公平正直的总算帐，那一切愤愤不平之气，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现实，单靠自己麻醉是难得见效的，最要紧的要如佛家一样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过天堂、灵魂、来世等等，在现在，已经给科学打得粉碎了；我们要构成另一世界，却不十分容易呢？
【简评】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后收入1936年出版的散文集《文笔散策》，这是一篇历史小品文。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复活史实史事，借古托今，托古寄怀。文中先是以黄祖、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昭等掌权者嗜杀名士的史实入手，引出魏晋间文人“躲避现实”这个基本的生活特点，紧接着漫论了魏晋文人生活的三宗——“老庄”、“饮酒”、“修道”，然后援引“老庄哲学反把是非看分明”、“阮籍酒醉也避不开劝进文”、“孙登挖苦嵇康几乎不得善终”的史事，指出“三宗”都是下策，皆临末路。文末，作者另辟“学佛”一径，但又指出其局限性，以隐晦的文笔暗示“追求另一世界的构成”（即“直面现实，向往公平正直的社会状态”）才是知识分子的健康态度。
对本文虽然我们不能妄下断语说其为“影射现实”，但在30年代，处于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究竟该何去何从？作者留了余地，让他们自己去思考抉择。
文笔幽默化却不流于“打哈哈”是本文语言的最大特色，这点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以林语堂散文为代表的论语幽默文章在中国文坛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将庄重历史思想内容“通俗化”的“内力”。作者的文笔老辣，文思斐然。
现在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辞典”在介绍曹聚仁及其作品时，一般都选入本文作为他的代表作，这说明解读本文对了解曹聚仁先生的作品特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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