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读过《三字经》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几句话。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李隆基东封泰山，年仅七岁（虚岁八岁）的刘晏献上一篇《颂》，李隆基读后大加赞赏，授予他太子正字的官职。正字，只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主要职责是校核文书、刊正错误。官职虽小，但好歹入流了，而当时很多读书人毕其一生也弄不到一官半职，所以刘晏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唐朝，被誉为神童。
其实，刘晏的“神”不在于文章。在唐朝这样一个名家辈出的朝代，刘晏的文才并不算突出。他的“神”主要在于理财。可以这么说，论理财，如果说刘晏第二，那整个唐朝没有人敢说第一。
安史之乱，唐朝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刘晏在唐肃宗时期就开始担任财政大臣，先后领江淮租庸事、度支铸钱盐铁使。他的工作不可谓不出色，但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唐王朝的财政困境。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战争；二是他卷入了一些政治纷争中，工作受到掣肘。比如，上元二年（761年）末，刘晏因受一桩案件的牵连，加上宰相萧华的猜忌，被贬为通州刺史。
唐代宗即位后，刘晏又被任命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唐代宗让刘晏兼领这么多财政使职，目的自然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刘晏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然兼领了上述使职。
好景不长。那一年，吐蕃攻占了长安，程元振因此被贬。刘晏与程元振的关系比较好，他升任宰相应当也是结交了程元振的缘故。所以第二年，即广德二年（764年），他被罢免了宰相，贬为太子宾客。
太子宾客，从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闲职，主要工作是陪太子吃吃饭、读读书，参加一些礼节性的活动。刘晏在这个闲职上呆了不到两个月。三月十二日，刘晏又命任命为御史大夫，兼河南、江、淮转运使。
唐代宗为什么这么快就让刘晏回归财政系统呢？因为此时的唐王朝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吐蕃人虽然走了，但也把长安抢得干干净净。而山西的仆固怀恩又开始叛乱，那一带的租税收不上来不说，还要屯重兵防备，士兵们一张张嘴都等着朝廷拿粮食去喂。据史书记载，当时“京师米斗千钱，宫厨无兼时之积（意思是御膳房做了这一顿，下一顿食材在哪里都不知道），禁军乏食，畿县百姓挼穗以供。”
要解决唐王朝的困境，最好的办法是将江淮的租赋运过来。安史之乱前，江淮租赋是通过大运河运到洛阳，再溯黄河而上进入渭水运抵长安。安史之乱期间，由于东都被叛军占领，这条线路走不通，江淮物资于是通过长江、汉水运到洋川（今陕西洋县）后，再走陆路运抵长安。细心的读者应当还记得，新的运输线路是由一名叫第五琦的大臣提出来的(见《唐殇12》）。但新线路路程远、时间长、花费多、运量小，损耗大，远远满足不了京城对粮食的需要。所以，要扩大运量，降低成本，减少损耗，根本的办法还是恢复原来的漕运线路。可八年战乱，运河失修，许多河道淤积，无法行船。还有，运河两岸，居民百不存一，连拉船的纤夫都找不到。要恢复以前的漕运谈何容易？！
刘晏担任河南、江淮转运使后，整顿漕运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刘晏率领技术人员，从淮河、泗水到汴水、黄河，行程数千里，对整个水道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考察，终于有了一个详细的方案。
方案有了，执行起来却不易。为了免受牵制，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刘晏给当时的宰相元载写了 ，把恢复原来漕运的利、害（困难）各写了四条。利是显而易见的，就不细说了。四条困难分别是：一、从宜阳、熊耳，到虎牢、成皋方圆五百里，现有居户才一千多，荒无人烟，兽游鬼哭，驾船拉纤的人都找不到；二、黄河、汴水长期未疏浚，堤岸崩塌，河道淤塞，无法行船；三、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六百里地，久无军队驻防巡逻，黄河两岸土匪猖獗；四、淮阴到蒲坂，连绵三千里，驻军密集，统帅均为王公贵臣，他们常常说缺衣少粮，运船经过，把物资扣作军用，这不是使臣凭一纸公文就能阻止得了的。
从刘晏的书信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单凭他一个转运使，是无法恢复原来漕运的。
元载与刘晏素来交好，刘晏能够获得转运使之职，就是因为他的推荐。正是由于他的鼎力支持和协调，刘晏恢复漕运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刘晏在扬州建了十个船厂造船，每艘船造价高达一千缗。有人对他说：“每艘船的成本五百缗都不到，是不是给的太多了？”刘晏回答：“不会。做大事者不计小费，凡事都应有长远的计划。如今我们刚刚开厂造船，用人多，只能让这些人的生活宽裕，他们为官府造的东西才会坚固。如果与他们斤斤计较，船能用得久吗？我可以预见，将来一定有人说我给的钱太多而减少的。如果减一半，船还可勉强凑合着用；减到一半以下，船就用不了啰。”
刘晏的预言还真应验了。他死后五十年，朝廷果然把船的造价减少到一半。唐懿宗咸通年间，官府完全按船的成本付费，造出来的船又脆又薄，一撞就坏，漕运因此废了。
刘晏采用原来裴耀卿的节级运输法，即根据长江、淮河、汴水、黄河、渭河水流速度与承载能力的不同，沿途置仓，分段运输。他把十艘船编为一“纲”，由军将负责押运，按运输成果计功劳，以升官的方式进行奖励。船工和纤夫则由征调转为招募。这些方法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还减少了沿途居民负担。
当第一批粮食由渭河运抵长安的时候，唐代宗兴奋不已，派卫士敲锣打鼓到渭桥迎接，还对刘晏说：“爱卿，你乃我的萧何啊。”此后，刘晏每年运粮数十万石到长安，基本解决了关中的粮荒。
粮食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粮食问题还棘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叫第五琦的大臣，也是一位理财高手。他不仅为唐肃宗开辟了一条新的漕运线路，还实行食盐专卖法，为唐肃宗筹集到了不少钱财。
食盐专卖在我国历史悠久，据说最早提出食盐专卖主张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丞相管仲。此后，食盐专卖几乎伴随了我国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在实行。
唐朝是一个例外，确切地说唐玄宗李隆基之前的唐朝是个例外。唐朝前期允许食盐自由经营，政府不屑或者说不愿在这款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上与民争利。因为那样一来，老百姓吃饭都没了味道，所谓的盛世繁华就只能是一个白日梦。
第五琦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宰相，但最后他还是在钱的问题上裁了跟头。
虽然实行了食盐专卖，每年为朝廷增加了四十万贯收入，但钱还是不够用。没办法，第五琦左思右想，最后想了一个好办法——“印”钱。
唐朝没有纸币，钱需要用铜来铸造。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在新铸的一款钱币上印上“乾元重宝”四个字，规定一文新钱抵十文旧钱。
新钱发行后，效果还不错。自登基以来，唐肃宗打了不少白条，现在终于有点钱，可以赏赐文武百官和六军将士了。第二年，第五琦再接再厉，在“乾元重宝”上加了一轮边，规定这款新钱一文可以当五十文旧钱用。
通货膨胀如洪水猛兽般袭来，民间争相私铸两款新钱，粮价直接上涨了N倍，本来因战争就饥寒交迫的百姓这下彻底没救了，大批大批地饿死。第五琦因此被贬官，稍后又被流放至夷州（今贵州省凤冈县）。
刘晏解决好漕运问题后，唐代宗又把钱的问题交给他。
刘晏对第五琦实行的食盐专卖制度稍稍进行了改革，就把钱的问题解决了。
第五琦实行食盐专卖法，措施归纳起来就是六个字：官产、官运、官销，即由官府指定盐户生产加工食盐，所有的食盐均由官府统一运输销售。这样一套办法行政效率低下，成本极高，利润自然就下降了。
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将第五琦的“官产、官运、官销”改为“官产、商运、商销”，即盐户生产食盐后，只能卖给官府，官府加价再卖给商人，由商人自行运输和销售。这样一来，官府只需在盐场安排官吏数钱就行了，其他事全部交给商人去办。政府的人力支出成本下来了，运输过程中的风险也转移出去了，而且还容易管理，一举多得。由此可见，刘晏比第五琦高明得多，更具有市场经济头脑。
经过刘晏改革，盐业利润大幅提高，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年盐利超六百万贯，是实行食盐专卖初期的十几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半。
刘晏理财，最让后人称道的是他“养民为先”的经济理念。他在各道设置巡院，挑选勤奋、廉洁、干练的士人做知院官，每旬或每月向“使司”报告各州县降雨、降雪、粮食丰收或歉收等情况。根据掌握的情报，刘晏调剂有无，平抑物价，丰则贵买，歉则贱粜。如果某地发生了灾情，在州县申请前，刘晏早就奏请调拨物资进行救灾，从来不会等到饿殍遍地、灾民成群的时候去救济。于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日增。
标签： 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