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想想，自己算来也已经毕业１１年了。记得９４年毕业那阵子，从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直接分配到了北京某国家部委，成了中国第一批的公务员。我记得当时的月工资一共就两张大圆加一些零碎，人民币两佰捌拾捌块伍角－－之所以现在记得这么清楚，是当时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兴奋得不行。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一共才１２０元，这在同学中已经属于中产阶级了－－不过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大概１２块钱的餐补。现在，我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正统的国家公务员，“演变”成一个IT企业的副总裁，年薪也做到了４０多万，加上奖金（如果完成董事会的目标）达到５０万应该没有问题。比当年那可怜的两张大票，好象涨了１００倍都不止。这１１年的路，回想起来，倒也确实值得回味，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的职场经历比较复杂，我２１岁毕业就到了北京，在国家机关里呆了４年，本来可能会继续呆下去，９８年正好朱总理在位的时候搞了一个“机构精简”的运动，国家部委人员大精简，据说每个部委都下了最少减员５０％的死命令。本来我在的部委按道理还是应该加强的单位，但朱总理的命令下来，各个部委都得做贡献，我们也不能“幸免”。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一直感激朱总理，如果不是他这道命令，我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活法，我觉得一定不如我现在活得“滋润”。
这里我提提我在机关里的经历。我一直认为，我能走到今天，得益于在机关４年的磨炼。我在大学里，属于学习成绩一般，但社会活动参加得比较多的那一类学生，其实从我们同学毕业１０多年的经历来看，从大学走上社会以后，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在学校比较活跃，但学习成绩一般般的人，社会适应能力比特能上自习，老拿奖学金的那部分人强。
在大学我比较好玩，什么东西都喜欢尝试一下，兴趣也比较广泛－－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怎么样了，我们那时候校风特别宽松，氛围也特别活跃，再加上我们学校也算是百年名校，文化沉淀也比较深厚，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真的是不错。这个月我们学校在北京当开完一个校友会，我也有幸参加，校友录上真是“星光灿烂”，从政界到央行，名企，从部级干部到董事长，长长的一串。看来，我还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好象扯远了，其实我就是想说明一点，一个人在大学的阶段，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最重要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还是综合素质，都是在这一个阶段形成的。我上面提到的，现在“混”得比较好的一些人，在大学４年得到的锻炼是比较充分的，所以他们走上社会以后，学习得快，适应也快，所以别那些偏于一隅，只知道从书本上获取知识的人要来得“顺”一些。
由于在学校４年打下的底子，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凭借综合能力，我在８０多名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分到我所在部委的仅有的４个人之一。好象我的平均分还是第一。说实话，我大学这４年，“玩”得真痛快。我记得一、二年级还比较规矩（但是逃课率在我们班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三、四年那叫玩得一个痛快。不过我说的这种“玩”法，好象不象现在新浪原创文学中有的网友描述的那么“开放”，我指的无非就是，学生会，踢足球，组建学生乐队，这些东西。我个性比较喜欢挑战，精力也比较充沛，无论是学生会，踢足球还是乐队等等，我好象都做到了比较前面的位置。可以说，大学这４年，确实玩得比较“尽兴”，也为我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说到大学，不得不说说我的LP，当年的GF。
我感谢我的大学４年，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３年级的时候，认识了我LP。从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来看，我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而我的LP，是她改变了我的性格，间接地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男人，要找到一个好LP，那是一辈子的福分。我想看过这个论坛另外一篇自述《一家两制抗风雨》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一个好的好人，可以最深度的影响一个男人。我想说，男人是一定要经过女人的锤炼，然后又成为一个父亲后，才可以说真正的成熟起来。
我认识LP，要归功于我的一个爱好－吉他。我前面说过，我在学校里组建过乐队－是我３年级的时候，我LP那时才刚入校，是她们学校乐队的键盘手（她小时候学过钢琴）。我们学校跟她们学校就隔一堵围墙，７０年代是一所学校，我们毕业６后以后又并在一起。我小时候有个臆想，希望以后我的GF最好是一个白衣胜雪，长发齐肩，一手琴弹得行云流水的女孩子。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婆的时候是冬天，当时她们乐队到我们学校演出的时候，穿的是一袭红大衣，一副女孩的模样，很奇怪的是，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居然会在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我以后的LP啊”，信不信由你，她后真的成为我LP了。真是人生真奇妙，不试不知道（一笑）。
后来，我很花了些功夫把她从她们学校乐队“挖”了过来，顺带还“挖”了一个女歌手。因为我们乐队也缺键盘手，歌手（我做人事工作的经历，可以从上大学的时候追溯起：））。后来我们几个乐队的成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一直是我大学生涯里不可磨灭的回忆，这一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我们的贝司手和歌手（我LP的同学）也有过一段恋情，但最终没有象我们俩这样走到了一些。
搞乐队的经历，跟后来我做企业的经历差不多。也是从无到有，先组建团队，想办法弄钱，购置二手设备（记得我们３个月后才用劳动成果添置了一套新的音箱），跑场地联系“客户”（我们的业务主要是给学校的舞会伴奏，每次总共１２０元，相当我们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从这个意义上看起来，我注定是做不机关，我做“企业”的尝试，严格说起来，从大学３年级就开始了。
LP是个独生女，家庭环境比较好。但身上根本没有独生子女的毛病。能够找到我LP这样心地善良、特别宽容的女人，是我这一辈子的福分。这是一句真心话。因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一个男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识不少身家上千万的朋友，但他们都特别羡慕我，说我无论什么时候回家，都有人给我做饭――好象确实是这样，有钱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我原来的性格很急，属于那种不太能容忍别人犯错的人。这样的性格，让我吃过很多苦头，直到认识我LP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步地改变。３个月前，我从一个８００多人的IT公司跳槽，现在是一家２００多人IT公司的副总裁。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相比，骨子里没变，但为人处世、性格上不知到改变了多少。说到这里，真想再说一句，感谢你，LP。
那时候，工资特别低。不过当时感觉还好，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才１００多块，现在每个月拿２００多，涨了两倍，好象还特别满足。因为经常出差，一出差就是一个多月，被查的单位管吃管住，还客气得不得了。所以也不用花什么钱，攒下来的钱都用在交通上了，每两周回一趟武汉看还在学校的LP。
这一年多，把河南的所有大型的煤矿和油田跑了个遍。在国家部委，除了工资低一点外，对刚出校门的学生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至少眼界会比较高，很少有其他的机会，让一个学生有这样的实践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我后来养成分析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一年FB下来，整整重了２０斤。
我是９５年５月份回到北京的，因为我所属的司局缺人手，所以就提前调回了北京。我接下来的３年，从业务口转到了人事口，做的是我们部委地方派出机构的领导班子的考核。３年下来，我几乎跟随领导跑遍了全国的１０多个派出机构，当然，顺带也“被迫”游历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象中除了西藏、台湾没去过之外，其他地方几乎“扫荡”干净。
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跑的地方多了，对一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是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这４年，由于考核的关系，我跟至少２０００人面对面谈过话（这是机关考核的一个套路），这才真正是给我后来的职场生涯积累的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我记得到１９９８年５月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１１００大圆。
记得是９７年１２月，我跟LP领的结婚证。LP比我晚两年毕业，为了把她弄来北京，我几乎使出所有的能量。我记得，最后经历千辛万苦，我从她们单位领导的手上拿到她的调涵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百感交集”。
９６年的时候，要想把一个人弄到北京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也是天意，我当时是在人事部门。有一次去人事部开一个会的时候，正好旁边坐的是我LP后来这个单位的人事司干部处的人，我们当时聊得挺好，后来鬼使神差、东转西转，最后事情会落在这个人身上解决。这中间的过程，说起来实在是长，可是，如果没有我在学校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那点“宝贵”的社会经验，利用我仅能调动的一些社会资源去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故事。在帮LP调进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我可以说没睡过一个踏实觉，真到后来真的拿到那张薄薄的进京指标和调涵的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经过这一关后，LP的父母才真正地同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最想告诉后来的学弟学妹们，１、千万珍惜你们的大学４年，这４年，确实对你今后的一生太重要了。２、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放弃，才能成功。
之所以把我的这些“陈年旧事”拿出来说，是想说明我的一个观点：要想拿高薪，首先要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包括了你为人处世的能力、控制情绪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学习的能力等等，这些素质，不可以从书本直接得来，是要靠生活的积累，从挫折与困难中磨练出来的。所以你吃得苦越多，你就越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１９９８年初，机关分房。为了赶趟，我跟当到北京一年的GF领了结婚证。我的运气一直比较好，尽管在分房的打分排名比较靠后，但最后轮到我的时候居然还有两套二居室，而且在建国门绝好的地带。可能是因为建国门离我们机关上班的地方有点距离，阴差阳错，前面的人有的挑选了位置比较好的一居，或是距离更远一点的三居，最后让我捡了个便宜。于是，在９８年初的时候，我有了属于自己名下的第一套房。２０００年房改的时候，我花了6.5万元买下了这套６０平米两居的产权。按现在北京二环内二手房的价格，大约估值应该在４０万左右。
１９９８年５月份，国务院部委系统开始落实朱总理的“机构精简”的指示。当时我们司里有２９个人，８０％是部队转业的干部（部委的行政机关里那时候很多转业干部，多数是团以上级别，因为很少有专业背景，所以留在行政部门比较多），其余的２０％就是象我们这样毕业几年的大学生。当时，我正好是处里唯一的大学生，其余的正副处长，加上两个正副科长，全是转业干部。尽管我是处里唯一的“劳力”，但权衡之下，我们处长还是把“下岗”的机会留给了我。说实话，我除了感谢朱总理外，还要感谢我的处长。一方面，他在我LP调到北京的时候，替我出面说了不少好话，以至让LP单位的人感觉到重视；另外一方面，还因为他答应我们处的门永远向我敞开。说老实话，我除了脾气直一点，不太会拍马屁之外，在工作上其他方面，确实在司里的大学生里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处长的很多考核报告都是我起草的，而且我是处里面唯一会用计算机的人。：）那时候计算机当处于普及阶段，我们处里一台IBM“奔１”的计算机，是下面的办事处“赞助”的。我用他做了不少事，而且还偷偷地安了一台Modem，后来通过内部电话上网，９８年上网，在网友里也算是比较老的一拨人了吧。
所谓的“下岗”，其实待遇是比较优厚的。机关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可以带薪学习３年，保留编制和身份，３年（读研究生）的学费由国家支付，学习结束后可以“自谋职业”，也可以再回机关。
回到LP的小单间（她们单位福利比较好，刚分配的大学生都可以住单间，我住了３年的集体宿舍，一间房里挤了３个人），商量“何去何从”，我记得LP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这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啊：）她不知道这句话让我这么多年来产生了多大的动力…….，其实我当时已经决定要离开机关，去读研究生了，一则在机关呆了快４年，有点烦了，机关里象我这样“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呆着是比较“诲”人的，这种工作环境不需要太多的创造性，只要守规矩，听领导的话，剩下的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后面的路无非就是由科员到科长，科长到处长，处长到司长，没有太多的变化和“想象空间”，对我本人的能力也没有太多的提高的空间（我比较看重后者）；另则，机关也太“清贫”，除了有房子以外，其他的所有待遇（我们没有灰色收入，平时下去检查工作最后收一些“土特产”之类的，我记得我收过最贵的礼品就是一双进口的皮鞋，还是领导“带头”收的，哈哈）全部加起来不超过１２００元/月。我在机关呆了４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前两年的积蓄在给LP调动的事上面全部投资进去了，后两年存折上好象只有两三千块钱。不过我记得那时候在机关工作，几乎不用花什么钱，除了跟朋友下馆子，平时三顿饭全部可以在机关食堂解决，一天下来，不会超过１０块钱。还老长胖。
最后我选择的是去中央财经大学，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属于脱产性质的。之所以想读国际金融，是因为我原来学的是审计和财务专业，想在专业面上拓宽一下，我只是推断国际金融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需求。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机关一共“下岗”了５３位同志，８０％是象我这样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在“下岗”政策之前，机关里的大学生想离开公职去外企，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师姐，为了离职，最后连自己的档案都不要了。所谓，赶得好不好赶得巧，人的机遇和自己的选择真的很重要。当时也有跟我一样年头的同事，选择了留在机关，几年后，还是没坚持下去离开了。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提前走比较好，因为我当时在２５岁，这样的年龄，无论做什么的选择，都交得起“学费”，而越往后，交“学费”的资本就越少了。我现在还有不少在机关的同事，也有想“出来”的，我给他（她）们的建议就是：慎重。毕竟，现在都３０出头的人，在机会一晃就１０多年了，副处长也当上了，思维各方面都快不适应外面的世界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应付这种转变的。
１９９８年６月，我很快地办完了手续。把办公室里的东西全部收拾好，搭另外一个“下岗”同事的便车，把东西暂时寄放到了LP的单人宿舍。自从领了结婚证，我就暂时住进了她的１０平米的小单间。离开机关时候的心情，说不出来的复杂，我最后回头看了一下机关的大楼，跟门口站岗的武警打了个招呼――我每天上下班都跟他打个招呼，混得挺熟。跟他说了声，再见了。他一脸诧异的样子。对他来说，很难理解我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呢。走到机关的大门口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机关外面的世界，原来只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一点点，只知道外企工资高，做生意能赚钱，除了这些，简直是一无所知了。不过，由于另外一种生活要开始了，至少又可以回到学校，心里除了一点失落外，多少还有一些莫名的兴奋。
离开机关时候，我的财产可怜得很，工资卡里只有２０００多块钱。９８年春节回家办喜酒，在她家里办了一次，又回我家里办了一次。她家的亲戚朋友“赞助”了３万多的份子钱，我家里也“赞助”了２万多的份子（后来，这笔钱我一分也没拿走，这是后话了）。再加上LP到北京来，她父母又“赞助”一笔生活费，好象有１万多的样子。这样下来，我和LP手上就有了６万多的存款。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这毕竟是“不劳而获”的钱啊，哈哈。我毕业４年，LP毕业两年（她在部委事业单位，工资比我好不多少，但有些课题费，每个月有１５００左右），手上总算是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名下有了一套房子（产权当有还没买）。
说到这里，要顺带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因为，这对我后来的“理财”影响很大。我家在南方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父母都是银行系统的职工。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老四。哥哥比我大１０岁，最小的姐姐也比我大５岁。我们兄妹４人，都是大学生，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爸爸妈妈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我记得小时候，生活很难。在我哥哥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７８年，我爸妈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６０多块钱。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后来７岁的时候才辗转回到城里团聚的。中间有一段是妈妈带着我跟小姐姐在县里，爸爸在城里工作，供大哥和大姐上大学的学费（哥哥考的是省里的本科，大姐学的是中专，后来工作以后续的专科和本科，小姐后来也是，记得是在９９年的时候，我们兄妹４人都是大学本科的学历，我老爸老妈已经退休了，好自豪了一阵）。
重点要提一下我哥哥。小时候在我眼里，我哥哥一直是我的榜样。他大学毕业后，由于爸爸的活动，他分配到了爸爸所在的银行系统，作为代价，爸爸从城里调到多下面去作一个营业部的主任，应该是８２年的时候，我们一家才终于在城里团聚了。当时我读小学３年级（后来我以全市第２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中学的初中，为此我在小学的时候眼睛就近视了，因为家里经济紧张，配眼镜的时候图便宜，初一的时候就３００多度了）。
大哥工作能力很强，那个时候大学生在银行系统里还是很吃香的，在下面锻炼了两年，由于爸爸对调的关系，他回到了城里。在市行负责外汇业务，３年后又提拨为外汇业务科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当时他才２３岁。如果哥哥后来不“下海”，可能他最后会成为市行的行长或者调到省行也说不定。记得我１９９０考上大学那年，哥哥从银行里正式“下海”的，我第一个寒假回家，哥哥开的是一辆二手皇冠从火车站接的我，我印象很深，他还给我看了他注册公司的营业执照。他的名片上印的是总经理的字样。
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许是因为大哥的原因，我们家的气氛也跟着那个时候的大气候起起落落。父母对大哥下海的事一直是比较担心的，尤其是老爸，经常为此跟大哥吵架，只要两个人一说话，准吵无疑。９４年的时候，大哥通过银行的关系，弄到一笔巨额贷款，后来我才知道有３０００多万。在９４年，从银行里贷款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后来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工商银行上市前有７２００多亿的不良资产，我估计有６０％以上是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间形成的。我大哥，只是那个“全民皆商”狂热年代的一个缩影而已。因为我大哥的原因，我对那个年代记忆深刻。
大哥后来转行做房地产，我那时候放假回家，很难见他几面。见一两面，都是风风火火的，带着他的司机兼“保镖”，进门打个招呼，然后大哥大（最古老的那种）就响个不停，车也换成了原装进口的福特。据说是从市公安局长的手里接过来的，为了拉关系，还多付了１０几万。为此老爸又跟大哥吵了一架。
哥哥的生意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大。９６年，他曾经把市里面一个新建火车站周围的地皮拿了下来。当时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很漂亮的园林宾馆里，有３０多个员工，人也意义风发（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想法，大哥当时是有点年少轻狂。那时他才３０出头，手里掌握了钱，周围全是一些拍马屁的人，很容易心态失衡）。
大哥在他很“顺利”的时候，跟大嫂离了婚。我后来想起来，觉得这是我大哥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大嫂既漂亮又贤慧，我们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她。钱，在你不能做它的主人的时候，真是很危险的东西。这几年的商海生涯，大哥改变了很多，让我后来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有一次放假回家，他跟爸妈说话很过分，我差点跟他动了手，这在我们兄弟间，是第一次。
９７年，大哥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先是火车站的项目迟迟不动，导致公司的资金紧张。然后又是那笔贷款出了问题，检察院开始介入调查。大哥被迫把地皮抵押出去，勉强平息了贷款的事情，但公司已经伤了元气。办公室也从宾馆里搬了出去。我说的那笔结婚的份子钱，后来在大哥急用的时候，给了他。
９８年初的时候，大哥的公司已经无以为继。我回家结婚的时候，他决定到深圳去碰碰机会，有几个项目（这个词在大哥那里用得最多，后来他每次问家里要钱，问我要钱的时候，都会说到“谈项目”，这个词让我至今还很敏感）。我把在深圳的两个好朋友的电话给了他，让他急需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忙。一个是我在大学里踢足球的哥们，我们俩合作组建了球队，并拿到了我们学院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校级联赛的冠军；另一个是我下围棋的哥们，我们前后下了至少几百盘，直到现在还在新浪围棋上撕杀（在新浪围棋上我是６D），至今互不服输。
同样是９８年８月，我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房子也准备开始装修。一切好象按部就班，直到８月份的一天，接到我大哥的一个电话，我的平静生活开始不再存在。大哥在深圳的项目很不顺利，由于住宾馆撑“门面”（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做生意必须讲的“作派”），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大哥这个电话是求援的，说必须在两天内找到５万块钱，否则项目就谈不成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得太多。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个姐姐和家里，已经为了我大哥所谓的项目，先后给了大哥将近１０万元。这在我们家那个城市，在当时，在我两个姐姐和爸妈的工资水平来讲，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象接受了一件重大任务，我马上“行动”起来。“行动”之前，我记得还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大姐劝我不要管，说这钱大哥是不会还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很坚决地说，大哥如果还不起，我替他还。大姐犹豫了一下，半天没说话，后来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以后一起还吧”。我那时真的没有想到，为了这句话和当时这５万块钱的决定，我足足背了将近３年的债。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深圳的朋友（一块踢球的那个朋友），我跟他说了情况，向他借５万块钱，３个月一定还。钱当天就送到了大哥那儿，据说大哥拿了钱，后来为了庆贺一下，当天晚上开车去了尖沙咀撮了一顿。大哥可能没有想过，为了这笔钱，我还了足足３年！
３个月很快就到了，这５万块钱，１个月就在大哥那“报销”了。而我，却面临着朋友的承诺，这是我第一次借钱，我不希望因为这５万块钱就损失掉最好的朋友。我手上有准备装修的３万块钱，还差两万。我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没有埋怨我，只是说，一起想办法吧。后来一周内，大姐用房贷的名义，从她们银行里（大姐也在银行工作），贷了两万块钱出来，在３个月期满的最后一天，我把钱寄给了深圳的大学朋友。
这３个月里，其实我也想了一些“自救”措施。我当时每个月还从机关领到基本工资１２００元，一年算下来，也就１.4万元，不吃不喝，也要攒４年，才还得了债。当时正好有个大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个“兼职”的工作，去一个国有企业做财务总监。每个月１５００块钱。当时我正走投无路，第２天就去上了班。
这里不得不又提一下我可敬可爱的LP。当时决定给大哥借钱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征求LP的意见，LP第一反应是“５万？我们那有这么多钱啊？”，在我的说服下，她很快就同意了“既然大哥急用，你是他兄弟，该帮就帮吧，钱大不了，以后我们一定还呗”。这就是我的LP。让我死心踏地的LP。
我本来没想到我会在读书期间去“兼”一份职。我原意是想好好在学校里补补自己的功课。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多一分钱都能减轻些负担啊。
随便提一句，后来房子装修的２万块钱，有１万是找LP的爸妈“借”的（后来岳父岳母９９年退休到北京跟我们一起住，成了一家人，所以就没提这事了，哈哈）。
这个国有企业很“烂”。下面有几个小公司，但基本上都是空壳了。我在集团公司一共就干了３个月。这３个月，都我后来正式开始的职场经历非常重要。说实话，财务这个专业易学难精，我在大学根本就没好好上过心，进机关以后，就做了１年专业，其余３年转到了人事口。这就是我当时从机关出来的时候，有点感到“底气不足”的原因，我确实不知道离开了“组织”的关怀，我还能做些什么。这３个月，我有机会从出纳干起（是我主动要求的），然后把几个公司的会计轮了一遍，最后一个月才安安稳稳地做了一个月的财务总监。你别说，公司领导当时对我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特别满意。
之所以离开这个公司，确实是因为公司的财务账太乱，人事太复杂，再有就是工资太低。离我还债的目标太远。在３个月试用期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辞职”。让我当时的领导很吃惊。他还想让我把档案从机关里转过来呢。
３个月的工资，一共３６００元（税后），我全部寄回了家。大姐因为２万块钱的贷款，每个月要还２００元。而大姐的工资，一个月也就１０００多。
因为这件事和这３个月的经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学校老老实实呆上３年的念头了。５万块钱，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
在家里休整了一周后，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找工作的渠道不象现在网上这么方便，猎头也不会光照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我除了能侃几句会计理论外，别的，真的没什么“亮点”。但我有个特点，我学东西能钻进去，而且学得比较快。这可能也是在大学里的积累吧。
从“北京青年报”上，我找了几份招聘启事，开始学着写简历，打印好寄出去。现在我回头看当时写的简历，根本就是“乏善可陈”。事实上，除了我在机关的经历和３个月的所谓“财务总监”的经历外，我根本就一无是处。
简历发出去，居然还是有“慧眼识英雄”的人。北京宝洁当时招一个做政府关系的人，职位不高，但对我来说，只要能赶紧找上一份工作，这根本不是问题：）。很快，面试就安排好了。为了这次面试，LP还跟我买了一条挺贵的西裤，笔挺笔挺的。这是我第一次去面试的“纪念”。当时北京宝洁在清华那边，我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到。第一次面试，中国人中国话，很快就过了；紧接着第二轮面试，中国人，英语，这下我歇了。我那个时候，英语很烂，全赖大学没好好学。被Kill了。
这次面试失利没让我郁闷太久，本来我就觉得那个鸟地方太远，另外也比较讨厌中国人说洋话的那种腔调。不过，那个人眼里流露出来的不屑，让我很受伤，我很快就给自己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李阳的“疯狂英语”和一部复读机。说起来，我坚持补学英语，到现在断断续续加起来，有７个年头了。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足以应付跟老外的商务谈判了。我要感谢宝洁当时面试我的那位先生，“不知他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他想要的生活”，是他让我“受伤”，没有他，我也没有这么强的动力。这么多年来，在投资自己的“教育”方面，我从来不吝惜。我的书，立满了一墙面。是它们，陪伴我走过这１１年来的职场生涯，给我知识并帮我增值。
好运很快接着降临了。我接到了另外一个面试通知，就在我新家对面的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我住的地方，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对面尖尖的楼顶，我真正的职场，就是从那里面开始的。
９８年１０月中的一个晚上，我和LP之间爆发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危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始料不及，险及导致了离婚（这是一段我不愿提起的经历，虽然现在已经释怀，但当时确实是我到目前为止最为黑暗的一段日子）。也许任何幸福的到来，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渡过这场“危机”以后，我与LP之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这场所谓的“危机”始于我跟LP之间的一次拌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偶尔的拌嘴也难免会发生。我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孩子，平时父母、哥哥姐妹都让我惯了，性格有时特别任性，情绪起来说话不管不顾，后来吃了很多亏才改了过来。
那时候，LP的父母已经退休，不放心宝贝女儿，从武汉到北京跟我们住在了一起。LP的老爸老妈属于老知识分子，在位时也是别人迁就惯了的。我跟LP的拌嘴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但由于她老爸老妈的参与，急速升级。最后的结果是我被“围攻”，LP也不站在我这边――检讨一下，这件事的起因是我不对，我那时候小孩心性，嘴不让人。结果是老岳父把一个碗摔在饭桌上，我摔门而出，大家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我走得很匆忙，幸好身上还有LP原来单身宿舍的钥匙和几百块钱。走得时候，我留了个条给小院的门卫，让他转交给LP，大意是“我不对，大家冷静一下再说”的意思。LP的宿舍灯坏了，在黑暗中那个晚上特别的凄凉。因为LP第三天要出国一个月，而在她出国之前，又发生了这样一档事情。随后的两天，进入“冷战”期，我给LP的BP机发给留言，但没有回音。LP出国前的那个凌晨，我的心都已经快凉了，终于忍不住给家里拨了个电话，但电话已经没有人接了。
LP出了国，LP的爹妈离开了北京，我也就搬回去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月，倒霉的事接连发生。我装修的时候经验不够，动了暖气管，装修工人把暖气管的总阀门（我住顶楼，总阀门在我家里）都掰断了，没告诉我，结果１１月份暖气试水……..（不堪回首）。那天清晨我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听见有喷气的时候，我还在想“咦，我没烧水啊，怎么有喷气的时间呢”，声音越来越大，我赶紧爬起来，才发现是暖气管的阀门在往外喷气。坏了。我赶紧跑到楼下找我们机关物业的水暖工，正找着呢，我楼下的邻居也一块进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不好了，楼上发大水了”。我脑袋“嗡”一声，估计当时我是跑上６楼的，速度一定很吓人。打开门，我差点没晕过去，你有没有见过刚装修的房子，被一个象消防车的水龙头一样喷水的家伙给毁掉的全过程――如果你见过，而且心脏病没发作，那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那叫一个热闹。人越来越多，不多也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全楼都得被淹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有的找关水的开关，有的找盆子接水然后排到楼下……，这场大水足足敞开地“喷”了一个半小时才消停。
我当时的狼狈像一定很难看，本来LP的事就折腾我瘦了一圈，一个上午的折腾，滴水未进。看着新家的一片狼藉，真叫是“欲哭无泪”。那个时候，我才２６岁。
“这就是生活……”楼下的老阿姨一边帮我扫水，一边很和蔼地跟我说。这句话在我耳边响了好多年，每当我有什么坎很难过的时候，那个老阿姨慈祥的眼神和平静的语调就好象告诉我，这算得了什么，这就是生活，这才是生活。本来她也是“间接”受灾户，本来她可以毫不留情地埋怨我。但她没有。我很感动。
“善后”工作持续了一周，好多朋友闻讯来看我。我“脆弱”的心灵在朋友的抚慰下渐渐“坚强”起来。但LP的事情却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着我。
LP终于回来了，我没有到机场接她。因为她老爸老妈又回来了。大家见面的气氛有点不自然。说实话，我本来不是很想跟她父母住在一起，本来房子比较小，在一起，跟LP基本上没有私人空间了。吃完晚饭，两个老人家借口出去走走，总算跟LP能聊聊了。LP看上去气色很好，而我却刚好相反，房子在LP回来之前我又找人装修了一下，虽然还有些痕迹，但总算是看得过去了。
跟LP的谈话最后以她的眼泪告终。我心软了。事情就这样就算过去了。老俩口后来也搬到了LP原来的单身宿舍去住了一段时候，后来在北京的近郊买了一套房。我们俩隔三岔五的去看一些，比大家住在一起关系倒更好了。２００１年的时候，感到这样不太方便，我就又买了一套１４０多平的新房子，离LP的单位很近，大家就又住在了一起，不过那是后话了，主要是经过后来的历练，我终于学会如何与老人相处了。
想起来有些后怕，如果那天晚上LP再不“让”我，我们很有可能就分手了。那时候对幸福的理解，不象现在这样的心态。我现在平和得多了。
家和万事兴，随着与LP的和好。好运也来了。我接到那家公司的面试通知，是９９年的８月份。
我还是穿着LP买的那条“纪念裤”去面试。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高档写字楼。感觉到有点新奇，好象有一股挺好闻的味道。招聘的职位是高级财务管理。正好符合我“理论水平”比较好的长项。一个胖胖的总经理的模样的人面试的我。过程我记不太清了，出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好事多磨，直到快一个半月后，我才接到第二次面试的通知。那段时间，我象着了魔似的，站在家里的阳台上，遥望对面的写字楼，LP说我快想出病来了。
等通知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我把父母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来，总算尽了我的一点孝心，我１７岁离开家上大学除了放假回去后，基本上就离开了家。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说起来，也是尽心尽得最少的。父母主要还是靠两个姐姐在照顾，而我能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往家里寄钱。唉，问心有愧啊。
公司要派我去深圳。说是当时公司要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需要高级财务负责公司的上市事宜。那时候，除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些有关资本市场的知识，具体的实践经验根本没有。可能我外表上看上去还比较“气宇轩昂”，口齿也还算流利，应变能力比较强，所以面试往往能超水平发挥。不管怎么样，机会来了，咱不能让它溜了。我跟另外一个新招的同事，国庆节过后，应该是１１月份飞去了深圳。后来，我跟这位华为出来的同事，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离开北京那天，是深秋的一个清晨。天气突然变得很冷，街上雾蒙蒙的，LP推着自行车，坚持要把我送到上民航大巴的地方。关于我去深圳的事情，LP还是那个一贯的态度：“只要你决定的事，我一定支持你”。大巴开动了，LP略显单薄单薄的身影慢慢在身后变得模糊，那一幕，永永远远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我随时带的行李不多，一半重量是准备用得着的书。我总是喜欢给自己定一些挺“事儿“的“学习计划”，但好象从来没完整地执行过任何一个计划。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一个真理：书到用时方恨少，方恨少时才有效。结合工作的感受学习，带着问题去学习，学习完了就使用，这样的效果最好，效率也最高。
我带了一套台湾国学大师南怀谨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和《老子他说》。南大师把这几本国粹讲的是深入浅出，非常适合我这种不求甚解的人。说起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还是始于当年在机关的时候，受甘肃的一个地方领导的影响。那年下去考察，顺便有机会去敦煌一游。我们开了一个面包车，从兰州出发，途径河西走廊，一边欣赏戈壁美景，一边谈古论今。这位领导的国学基础很好，据他说，是小时候父亲强迫念私塾打下的基础，一手毛笔字功底很深（我也练过书法，所以有共同语言）。就是这一路的神侃，让我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回京后，我对南怀谨着了迷，南大师是台湾有名的国学宗师，对释、道、儒都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擅长将传道与现实结合，书也很好读。不用深入研究，我的体会是，读书重在“体、悟”。我自小就讨厌背书，凡是要背诵的功课一律不好，包括英语。
没想到公司会接我。北京只给了我深圳的一个地址，让我自己去报到。更没想到，公司接我的是一辆很大的大奔（后来才知道，这是老板从海南调来深圳的坐骑）。公司看起来还挺人性化的。坐在大奔里，我感到有些局促。说实话，在机关坐奥迪比较多，坐大奔还真是第一次。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跟司机搭讪。很快，公司就到了。
我95年的时候到过一次深圳公干。回北京以后第一次出差，第一站到的广州，第二站就是深圳。我还记得在广州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我跟我们领导住在广州办事处的招待所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只硕大的蟑螂，张着大翅膀直接扑到我们领导的脸上。我们领导在夜色中那声恐怖的大叫至今还记忆犹新。
公司在深圳新建的办事处不大。主要是筹备在香港的上市工作组建的联络机构――香港的成本太贵，公司在香港租了一套１００平的办公室，每月租金贵的吓人，一个香港秘书的工资两万多块。公司在深圳口岸附近设个办事机构，“两头跑”是比较经济的作法。
当时香港创业板刚刚推出来，我们公司运作算是比较早的。我直接归香港的财务总监管，主要工作是负责编制下面一个网络公司的“财务模型”。网络公司是为了上市收购的，１９９９年网络概念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高科技概念刚开始能卖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神秘性，因其神秘，而有想象空间，才便于讲故事，才有炒作和博弈。半年后，TOM.COM后来在我们前面在香港创业板挂的牌，那真是万人空巷，由于李嘉诚的号召力，面值１角港币的股票炒到了１４港元。这就是当年的“泡沫”和资本市场的热钱效应。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的找到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职业目标――做一个能帮助企业上市的财务总监。
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财务模型”。负责上市工作的一个公司副总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总共只讲了１０分钟就让我准备工作――我现在庆幸的是，如果当时马上开工，我肯定死定了。我当时没用过EXCEL。现在做财务的很少人不用EXCEL，尤其是做表和财务模型，这玩意是财务人员“吃饭的家伙”。当然，我现在的用EXCEL的水平已经是属于“超级高手”的行列了，我可以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搭一个IT公司的财务模型出来，而且保证具备国外投资经理的专业水准――这得益于我后来跟这帮特能熬夜的家伙拼体力锻炼出来的结果。
因为另外一个做业务的搭档还没到深圳，我有２天的喘息时间。华为出来的那个伙计明显比我职业得多，画起表来轻车熟路。天老命，LP接到我的求援电话的第二天，一本EXCEL的教材就寄到了。那个晚上我只睡觉了３个小时，到天亮之前，我终于掌握了这门我后来“吃饭”的手艺。现实证明，我这个通宵非常有效。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香港的财务总监就过来了――我发现这个香港人走路上半身可以保持几乎不动的姿势，两只小腿象京剧里的小碎步，走起来特别带劲儿。我根本没时间胡思乱想，就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可能是听到我们副总的“小报告”（那天业务介绍的时候，我表现得有点“无助”，引起了怀疑），香港的财务总监在简单寒喧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做过财务模型吗”，“做过”（壮着胆说的），“EXCEL怎么样？”，“没问题（现在当然没问题了）”。“OK，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他边说边在电脑的EXCEL上打了一个“$”，“相对引用”我说；“$ $ 呢？”他问，这个问题要是早一天问，我肯定张口结舌，所幸那天晚上没睡，我很肯定回答“绝对引用”。
香港人终于满意了，“看来你还不错嘛”。“吁”我暗自长出了一口气。我后来把这次“考试”定义为对我职业生涯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是我的学习能力帮了我。当然，还有LP的功劳。
业务搭档过来了。我跟小F（华为出来的那位同事）分为两组，他负责通讯设备的两个公司的“财务模型”，我负责网络公司和信息服务公司的“财务模型”。我们俩人各有一个业务搭档。我们两个新人暗中较着劲儿，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什么都新鲜，每天都感觉在吸收新的知识，真好。
我的进度明显不如小F。这家伙比我小两岁，在北京华为干过两年，明显比那时的我有经验。小F是个专业型的财务，表格做得极好，很细致；我的风格比较“粗犷”，大面上思路比较清晰，擅长抓“主要矛盾”，比较全面、综合。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财务口现在转向了全面管理，既管财务，人事，行政，与管业务发展和国际合作。他后来一直做比较专业的财务管理，现在一家软件公司管财务。人的兴趣绝对会影响职业取向，感兴趣的工作才做得好，潜力才会发挥。
“财务模型”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公司经营活动“数字化”，用财务数字形式把公司的经营环境、投入、资金、盈利各个方面的要素用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属于财务预算的概念，但范围要比较单纯的预算概念要大。做这种模型很锻炼人，我一下着了迷，又开始了通宵工作。连着两个星期，我跟搭档每天只睡５个小时，终于完成了第一稿。
香港的财务总监是从广州宝洁聘过来的，很会来事儿，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主儿。后来我挺感谢他的，因为他这种风格对我很有利，把很多锻炼的机会都留给了我。我在这家公司，完成了我财务管理方面的“原始”积累。
我一直认为，“先工作，后求回报”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态度。首先，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老板；其次，工作是提高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做得越多，提高越快。事实也证明，我能够不断获得加薪，完全是这种工作态度的回报。
评审会终于到了。两个星期下来，亲眼看到我们这么疯狂工作的副总，已经跟我们打成了一片。他本人也是个工作狂，精瘦精瘦的浙江人，经常吹嘘自己“浓缩就是精华”。工作狂好象特别容易对同类产生亲切感？？
我和小F做的活风格不太一样，但总体评价不错。我的模型比较宏观，考虑得比较全面，尤其加上了经营环境的变量，让人感到比较“新鲜”；小F的模型比较严谨，丝丝入扣，有条不紊，赏心悦目。晚上，为了庆祝一下，副总裁请我们吃了一顿海鲜，我记得一只虾子没盖好，从火锅里蹦了出来，把我们副总的崭新西服硬生生的“印”了一道。据说他心疼了好几个月：）直到公司上市了才缓过劲来。
发工资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算起来，我和小F总共工作了２０多天。很奇怪，从北京到深圳来的时候，公司都没有跟我们谈过工资的事，我跟小F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只透露了个自己期望的大概数。我当时壮着胆子提的是５０００“上下”。结果深圳管人事的MM问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啊”。搞得MM惊诧不已。那个年头还真有只干活不要钱的人？
先付出，后回报。这句话一定不假。香港财务总监（我们叫他“老P”好了）按照我们的要求（我和小F一口咬定是５５００）给定了工资，５５００大洋！！而且是税后的（我们一口咬定，因为没有对证，所以只好按我们俩的要求来，哈哈）。下班后，我激动地打了一通电话，先是给LP报喜，LP惊喜不已“这么多啊？发财了吧？”；又给我妈打了一通电话，老妈也高兴得要命。要知道，我从来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啊。
那个晚上，一个初战告捷的年轻人，辗转反侧，兴奋得一晚上没合眼。
每个月5500元，这个让我惊喜的数字让我干劲十足。每一天上班都精神百倍，象打了吗啡：）。工作状态也特别好。阳光每天都特别的灿烂。深圳的气候很宜人，加上我深圳的同学、朋友特别多，每天下班以后呼朋唤友，打球、下围棋、吃夜宵，生活特别丰富，时间也过得飞快，一眨眼，到了元旦节。按照公司的承诺，我可以每月报销一次往返机票（这是我正儿八经的服务的第一个公司，我一直认为，这是让我感觉最好的一个公司之一。一方面，是老板特别放手让我施展，另一方面，这个公司特别的人性化，虽然管理在某些方面不是特别正规导致后来业务的滑坡）。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飞回北京的飞机终于起飞了。
深圳的朋友把我送到的机场。自从借钱那次经历以后，我们保持了更好的关系。我对他心存感激，那个年头，５万块对挣工资的人来说，是个大数目，就冲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重要的是，我对他没有失信。守信很重要，不管是做生意，处世，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许是受孔老夫子的影响，我一向笃信“正本清源”的道理。要做事，先做人，人的“根本”正了，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没人会跟一个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人打长期交道的，在现在这个社会上，诚信与信任是一种无价之宝，是需要终身去维护的。
这次回北京，除了回家过元旦，还有就是学校快考试了。这一个学期下来，我在北京上课的机会很少，期末考试就快要到了。我在飞机上拿出教材复习起来。我后来经常坐飞机出差，也养成了在飞机上看书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抵抗干扰的能力比较强，效率出奇地高，从深圳到北京大约２小时４０分钟，我可以把一本书看一遍，而且主要内容基本还能记住。后来我通过了研究生课程的全国统一考试，大部分要归功于飞机上读书的时间。出于这个习惯，我经常在上飞机前光顾一下机场的书店，“刨刨”好书，我印象比较深的飞机上读的书有《商道》、《张瑞敏如是说》、《资本运营论》、《中国式管理》等等。
在机场商店我买了一小箱进口的“山竺”，是一种泰国盛产的水果，厚厚的皮，果肉汁多，味道鲜美。LP特别爱吃水果，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尽管这一小箱水果花了我２００多大洋，机场商店真的很“斩人”。
一家人见我回来，特别的高兴。其实只离开了一个多月，LP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印象中她还是第一次吃山竺。一边吃还一边说“这么贵还买”。说实话，我这时才特别地直接地感觉到金钱好的一面-它能给你所爱的人带来幸福的感觉。好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下了目标，我要向着“高薪“努力了。
考试终于结束了。感觉还不错，一个学期的课程下来，虽然没有太多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凭着自学，我对国际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我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我对资本市场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赵炳贤写的《资本运营论》，印象中这是国内较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好的专业书。受这本书的启蒙，研究生专业的进修，以及在工作中的实践，我终于跟“资本市场”沾上了一点小边。换句话说，朝我的既定目标-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的CFO又迈进了一小步。这是２０００年初的事了。我“下海”算来有４个月了。
２０００年的元旦，千禧年之夜，我和LP用一种很“俗”的方式一块渡过-逛商场。坦白地说，我“下海”之前，比较不喜爱逛商场，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嫌商场人多闹；另一方面是经济实力不够，兜里没几块大洋，也不敢大手大脚的。去深圳几个月，工资卡里多少比较原来充盈，我跟LP终于可以放心地逛一次商场了。由于商场里靠近１２点里全场６折，虽然临近深夜，商场里仍然是人山人海，加上暖气太热，这一通逛，直逛得有点恶心。
最后采购成果是一套高档西服，打完折下来是１０００大洋，这可是我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套衣服。LP买了什么我忘了，我曾动过念头给她买个钻戒，但她没同意。我们俩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戒指-直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照婚纱照-我比较讨厌受别人摆布。我欠LP的确实太多了。儿子现在都两岁半了，看来“婚纱照”干脆三个人照得了。
这套西服，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３２岁的人，身材比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一直放在我衣橱比较显眼的地方。这是一种纪念。
千禧年之夜，在我们“疯狂”的购物中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北京这一呆，就到了过年。我跟LP一块儿回我家过的年。大年三十，我封了两个红包，每个１０００块钱，分别给了爸爸妈妈，两个人笑得特别开心。在我是否“下海”的问题上，老爸老妈曾经有过意见，意思是我放着皇粮不吃，从机关跑出去瞎混，别又跟我大哥一样-我大哥的事把他们给吓怕了。因为公司有些原来的经济纠纷没有处理完，还在被调查，大哥没有回家过年。
过完年我很快回到了深圳。进入３月份后，公司上市的事情进入了关键阶段，老总们从北京、香港、深圳来回飞的次数很频繁，每次都是步履匆匆。我和小F除了归老P（香港财务总监）领导外，别的老总都顾不上管我们，我们俩日子过得很滋润。老P根据我们俩的特点，明确了我们俩的分工。我负责集团下属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小F负责集团公司的会计和税务。我一听之下，大喜过望。我特别地不喜欢太程式化的会计和税务工作-虽然也比较重要。关键是我终于可以到下面的子公司去跑跑了。那时候我特别盼望出差。
我和小F住在公司租的一套三居室里，一人一间还余一间，厨房浴室一应俱全，深圳除了气候潮湿一点、蚊子多一点之外，非常适合居住-至少对我这个南方人比较习惯。我和小F过完年回深圳以后，曾经“雄心万丈”地想自己开伙做饭，我们俩冲进超市里很“疯狂”地采购了两小车满满的速食、米、面、油之类的家伙，搞笑的是，我们俩离开深圳的时候，这些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全留给了房东。
我终于可以出差了。这次又享受了一次大奔的待遇，不过这次不再局促。以前在机关的时候，我出差基本上都是陪领导，很不自由，这次终于解放了一次。感觉自然不同。出门的时候，小F“恶狠狠”地说“出去注意身体啊，小心我告状”。我得意洋洋地回了一句“小伙好好在家听话，大哥下次带你出去玩儿”－－经过小半年的“同居”和共同的革命生活，我们已经打成一片了。
第一站无锡，招聘分公司财务经理和重新建账。当时我负责整个集团公司的电算化实施。下面分公司也需要重新统一会计核算的标准和体系，包括科目设置、定义和报表体系等等。这些正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儿。我喜欢把事情从无到有地张罗起来的感觉，就象当年在学校倒腾乐队一样，这样比较有成就感，至于张罗起来以后的事情，比如说汇总报表、合并报表这种麻烦事，全推给小F了。这小子耐性比我好，也喜欢干这种事，真是各得其所。我们俩搭档让老P比较省心。我成了我们这个“两人组合”的默认“老大”。
无锡地方不大。没什么可逛的。当晚分公司经理接风洗尘。说实话，当时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还是很严密的，各分公司的预算控制得很严，除了执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外，各分公司的费用预算卡得很死，看得出，分公司老总在请我吃饭的时候还是费了点心思的，既要保证吃好，又要不花费，真够难为他的。后来这套报表体系又经过了我的修改，好象现在还在公司里沿用。
跟人沟通的能力，非常重要。有些人才华横溢，但不受欢迎。因而会错失很多机会。我原来个性里有一点点“恃才傲物”的成分，在学校时，因为琴棋书画什么都能比划一下，所以同学给我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外号“牛”。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号。我记得有人说过，中国真正的人才标准是：“既有能力，又受大家欢迎的人”，我深以为然。
跟分公司的老总三杯啤酒一下肚，气氛顿时就活络起来，公司的情况也了解得差不多了。第二天，在当地人才市场里泡了一天的功夫，收了一堆的简历回来，开始工作。这时候，我当年在机关里积累的人事经验发挥作用了，也许跟太多人接触过的原因，我对人有一种特别敏感的直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面试基本上５分钟就可以判断是要还是不要，而事后证明，我的判断往往是比较准的。印象中好象就失过一次手，这是后话了。
我挑选分公司财务经理的标准，首先踏实肯干。我认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态度是第一位。人品和态度基本上可以从人的气质中“感觉”出来，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比如说看眼睛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正气”，所谓“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不好，肯定应付不了事业的繁重，自然他的成就就有限；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正，他的眼神也不会“清澈”。这些东西，听上去玄乎，其实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有根据的。
第二个标准，悟性。很难给悟性下个定义，大概意思是使用或运用知识的能力，接近“举一反三”的意思。通俗一点说，是学习能力。其实一个人灵不灵，从几分种的谈话中就可以感受出来。大的概率上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
用这两个标准，我后来招聘了４个分公司的财务经理。包括一个总部的财务主管，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２年后，他（她）们还工作得很好。
第一次出差的效果很好。副总裁大概也听到了分公司老总的反映，说了我一些好话，老P也很满意。这第一炮打响很重要。
公司的上市工作暂时限入停顿。由于裕兴电子上市过程中绕开了中国证监会的一些政策限制，证监会对此不满。中国证监会是个很奇怪（注：这个词比较中性）的机构。因此对内地企业赴境外上市出台了一些补充规定。我们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内地企业到境外上市采取的所谓“红筹模式”，印象中应该是那时候兴起的。具体操作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先在境外，比如开曼或是BVI注册一个“壳”公司，然后利用这个“壳”公司在国内设立一个１００％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与境内公司之间签订一系列的关联协议，达到实质性控制的目的。按照境外会计准则，实质性控制的关联公司，即使不是绝对控股，也是可以合并财务报表的。这样，就实现了绕过国内监管境外上市的目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属于一种金融“创新”，也是在国内证监政策比较呆板的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现在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
这一耽搁，错过了网络科技股上市的绝佳时机。TOM.COM的上市，一下子把创业板的人气带动起来。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的公众万人空巷认购李氏家族的股票的空间盛况。可惜，我们公司错过了这一天载良机。否则，情况可能会跟后来大相径庭。运气这东西，你不承认不行。但我也认为，好企业始终是好企业。象海尔，在竞争如此残酷的家电行业能做出来，才是真正的本事。还是格兰仕，也是我敬重的企业之一。
紧接着，重要任务又来了。
这一次是审计。
进入４月份下旬，公司上市的事情有了松动的迹象。由于我们公司的股东身份证都是香港人（大陆人香港身份），所以设在开曼的控股公司，在定性上，没有作为100%的国内公司，而且公司是纯粹的民营成分，不含有任何的国有成分。由于上层的公关做得到位，预计公司很快就可以从证监会放行了。
因为上市有了进展，上市审计也就紧迫起来。公司请的是“四大”之一（当时还是“五大”）香港罗宾咸永道会计事务所（国内叫普华永道）。审计对象是公司杭州的通讯设备厂。由于前面工作表现出色，而且是我分管的“审计”业务，老P和副总裁“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小F自然又免不了“恶狠狠”地在出门的时候“叮嘱”我两句。虽然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竞争”关系，但这好象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俩的交情，我比他大两岁，他很自然地把我当作他的“大哥”，平时有什么“非分”的要求，都是我出面跟老P“交涉”，比如报报上班的“的票”啊，加班餐费啊，偶尔有超过预算的，由于我们工作没说的，老P每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痛快地给批了。我后来也很“人性”，如果手下工作很好，在我职权允许地范围内，我会比较灵活地把握这种尺度，当然前提是工作首先要做好。在中国企业，人的心理是要好好把握的。
公司在杭州的设备制造厂有１０年的历史了。上市要审最近３年的会计记录-香港创业板对盈利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所以一些很“烂”的网络概念公司也可以上市，但对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特别地严格。我后来认为，可能上市规则过于宽松，导致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保证，是香港创业板后来陷入窘境的主要原因。据说，在福建一带，后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一条龙”包装民企上市的公司，可想而知，这些公司都市场带来的损害。在我心目中，香港创业板是不成功的范例。不过，这也许是任何新生事物所必须经历的代价吧。
我之前没有去过杭州。在飞机上我还美美地做了一梦，梦见我夜游西湖“滋润”的样子。可是，事与愿违，很快，现实把我的美梦无情地击碎了。
原因很简单，我碰到了４个不用比我工作狂１００倍的香港同胞审计师。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瘦小娇弱，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些所谓的“四大”，用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用得非常狠，一个活蹦乱跳的MM，只要干一年以上，立马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帮人可以晚上干到最３点，早上７点照样起来，象机器一样地工作。香港人确实敬业。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赶进度，节约项目成本。但代价是对身体的损害尤其的巨大。
这一趟差确实苦。查得太认真了，我的耐性往往被逼到极限，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每一次刚解决完一个，OutstandingList上面又会增加一长串，让你简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后来都说，上市要掉一层皮，拜托，掉的可以财务人员的皮。老板才不会呢。记得为了盘点一种关键部件的数量，我连磅称都用上了，本来他们要一个一个地数，我一看这架势要数到什么时候啊，急中生智，我赶紧建议“要不用磅称，称称重量，然后再除以单位重量估一下？”，这帮香港一听，居然马上同意了（我估计他们也是想省事，人心都是肉长的，呵呵）。这种“创新”后来我还发明了好几次，每次都得到了他们采纳。跟这些国际事务所打交道，是财务人员必备的本事之一，现在好多了，这些“四大”审计的海外上市的公司多了，对中国的国情也能有所变通，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字：呆死。
两周下来，我也快累脱形了。不瞒你说，后来为了提神，喝一杯咖啡加一杯浓茶，我都可以立马倒下睡个人事不省。那帮家伙好象是铁打的体质，居然若无其事，不服不行。
项目终于结束了。由于我出色的“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虽然OutstandingList上面还残余了一些“贼心不死”的项目，总体来说，审计报告要求的大体上可以过了。
送走了香港人，我昏天黑地地睡了足足１８个小时。
但凡好一点的企业，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应该都尝试走一下“上市”的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融到企业发展急需的周转资金，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给企业加加压。上市的过程，由于要满足公众投资人的需要，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法律资质各方面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企业经过这样一次“洗礼”，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除了花费比较大以外（比如说，聘请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对企业走上制度化管理之路，提升管理的境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杭州的这次审计，是我后来经历过的诸多审计中的第一次。我首次作为一个审计项目的协调负责人，参与境外会计师组织的审计流程，为我以后统管整个公司的上市流程打了基础。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第一次”都是相当宝贵的财富。但有人是主动地突破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第一次”；而有些人，却是消极地等待，结果永远没有“第一次”。机会，往往在等待中失去，失去不仅是机会，还有宝贵的时间。勇敢地踏走第一步吧，要知道，失败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永远不去尝试；可怕的是时间在等待中流逝，青春和锐气在等待中老去…….。
梦想中西湖终于没去成。我本想再在杭州再睡一天。老P一个电话把我召回了深圳。
小F见我一脸的疲惫，颇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哈，老大，太劳累了吧，注意注意身体啊”。回答他当然是一顿“老拳”，直到这小子求饶。
老P看我一脸“憔悴”，眼里闪过一丝赞赏“干得不错，尽快跟进让他们出审计报告”。这家伙，盯得真死，本来想拖一两天回来的算盘落空了。副总裁给了我一拳，就算是“奖励”了。
我很喜欢跟上司之间这种气氛。对我来说，给我工作的机会，不管功劳是谁的，都是最大的奖赏，不必再去斤斤计较领导是不是认可，会不会有回报-这样会很累的。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做好了，该来的都会来的。要想获得别人的承认，实力是最重要的。
审计进入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由于审计报告的结果和出报告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公司上市，老P和副总裁（这家伙快升总裁了，总裁由董事长兼着的）虽然没有直接催我-他们好象已经发现交给我的事，不用催我都会比他们还急：），但从他们盯住我看的眼神里我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我又开始了跟这帮香港“机器人”比耐心的苦差。我的耐性后来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当时的过程真是“痛不欲生”。
我原来性子很急。在机关的时候虽然磨练过一阵，做行政工作其实是很磨练人的性格的。那时候经常要给领导写签报，这种签报的第一面纸格式很特别，左边只留了大约６－７公分的一长条空间给你发挥，你要在１００个字左右的规格内，把要让领导知道的事情讲清楚，然后不够可以再加页；签报的右边，就是领导画圈、批示的地方了-我发现一个规律，没有一个领导会在规定的框框内批准的。级别越大的领导，字越龙飞凤舞，批示的地方也越“天马行空，不着痕迹”，好几次，领导批复回来的字我们处长不认识，结果全处的人象猜秘一样地会凑在一起分析半天-现在想起来，真是一种乐趣。写签报，也很练人的耐性，那时候还是用WPS（一种国产的文字排版软件）的时候，为了把签报的字打印在文件页的范围之内，我经常是不顾成本地尝试，一个签报要打坏好几张纸。不过，我的文笔也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我写公文包括现在写经营分析、商业计划书这种东西，又快又好。每个时期，每个阶段，不管你所处什么环境，只要有心，都有机会。
五一节之前，审计报告的事有了眉目，老P和副总裁很高兴，我乘机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我想让LP到深圳来玩一趟，但不想自掏腰包（是不是有点过分，呵呵），看来老P确实比较高兴，我稍微“艺术”地透露了一点意思，老P就同意了。我立马打电话给LP报告喜讯。LP欢喜雀跃，我感到特别的有面子。
晚上接到大哥的电话，把我的好心情彻底地扰乱了。
电话的内容还是：钱。大哥的境遇不好，由于公司被查，他的生活来源也没有了着落，因为他总放不下“老板”的架子，还是保留着原来的大手大脚的习惯，根本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家里人的感受-不知不觉，大哥成了我心里放不下的“痛”。平时我总是避免想到大哥的事，每次跟家里通完电话，有时候是大姐，有时候是小姐，主题只有一个，大哥又问家里要钱了。说实话，我两个姐姐真是没说的-她们全都继承了我妈的优点，忍让、善良，为别人着想。全家人的生活让大哥的事全扰乱了，但全家人还在尽自己的努力尽量满足着大哥的经济要求，潜意识里，大家对大哥还有一点点的希望，希望他能够东山再起。但这种满足的能力，随着大哥无休止的“项目”没有下文，随着大家经济能力的下降，已经越来越微弱了。每次跟家里通完电话，只要谈及大家的事，我的心情就会郁闷好久，后来久了，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家里给我打电话，我心里都会一啰嗦。好久以后，才恢复过来，那也是后话了（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依然感觉到痛）。
我想起了好多往事。想起了我６岁的时候，大哥大姐从学校放假回家，我们４兄妹一块在家门口的冬青树丛前留下的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时候的大哥，身材挺拨，一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模样（那时在农村，大学生是很稀罕的），我一张嘴咧得大大的，站得笔挺笔挺的，两个姐姐，有点怯生生的样子（照象的时候，很多乡亲在旁边看热闹）。每次看到这张相片，一股浓浓的亲情会在我心里荡开，可以一想到大哥的现状，我的心又会立刻沉下去，泛出一种莫名的痛楚。
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存钱。每个月存２５００元。剩下的除了生活费，月底还能留１０００元左右。在深圳开支还是挺大的，我的生活也比较丰富，打球、喝茶什么的，不怎么留得下钱。接到大哥的电话，我答应给他寄1000块钱，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几个什么项目的事，我根本没听进去一个字。我象个木头人一样的，嗯、嗯，终于打电话打完了。
那晚上，我又失眠了。由于睡不着，我干脆到楼底下要了几瓶啤酒，喝了起来。酒的味道，很涩。
LP马上要来了，我尽量想把自己从那种郁闷的心情中摆脱出来，但效果不佳。我那时候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不如现在。这就是所谓的“情商”吧。这东西也是要靠人生的积累去沉淀的。那次新房子跑水的事情，让我的“情商”就提高了不少。
由于杭州的辛苦，加上大哥的事情在心理形成的负担，我明显的瘦了。LP见我的时候，心疼地叫了出来。公司的大奔把LP接回我的宿舍的，小F回北京了，据说是有人给他介绍了女朋友，也是国家机关的，这家伙急不可耐一溜烟跑了，房子留给了我跟LP。
LP象只小蜜蜂似的，忙进忙出。一个下午，屋子就旧貌换新颜。原来啤酒瓶横亘的客厅焕然一新，所有布制的东西都被扔进了洗衣机，LP的到来，让我们这间“单身宿舍”终于有了家的味道。
我安排了一下LP在深圳的行程。世界公园，欢乐谷，水上世界是肯定要去的，大梅沙也是要去的。女人街也是要去的。其他的，看情况再安排吧。
第一天世界公园。尽管深圳的士的价格全国最贵，由于我在杭州那次“大战”中体力依然没有恢复，再加上连着几天因为大哥的事情没有休息好。尽管LP反对，我还是力主打车-我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状况不好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这话一点都不假。玩到晚上，我已经是精疲力竭了，情绪也开始有点不对劲。好象有科学证明，男人也有“生理周期”-在生理处于低落的时候，情绪特别容易激动。
在回家的路上，好象是LP问了一下大哥的事（具体什么事我忘了），一下把我胸口中积郁了大半天的无名火给逗起来了，我好象找了个宣泄口一样，大叫大嚷地把LP数落起来。LP没有思想准备，明显被我“伤害”了。她的眼圈马上红了起来，眼泪开始“扑扑”地往下掉。
我立刻慌了神，其实我只是借题发挥，情绪失控而已。LP的眼泪下来之前，我已经开始后悔了。男人该死的面子让我死撑着，我嘴里嘟哝着，一边偷看LP的脸色。LP明显伤心了，也是，大老远地从北京来，干了一大摊活，还被莫名其妙地数落一顿，换了谁都受不了。更何况，LP是个独生女，从来没受过这种气。自从嫁给我，有时真是难为她。
LP在我前面“噔噔噔”的走着，流着泪，抽泣着，根本不理会我。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多么愚蠢和不可饶恕的错误-永远不要伤害你爱的人，即使是无心，也不要。真的。这个时候，如果她狠狠地抽我一记耳光，可能我都会好受些。
回到“家”里，LP一言不发，开始收拾她的衣服。我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坐在床边，看着她委屈的样子，后悔，悔恨，这么多天来积累下来的焦虑、压力、疲惫在那一刹那，达到了我能够承受的极限-我的眼泪，不争气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LP可能意识到了什么，转过身来。我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募地把头埋在了她的怀里，我再也抑制不住，哭出了声。LP心软了，她紧紧地抱住了我的头。象孩子一样的，我们俩就这样，对哭起来。
那是２００５年的五一节，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LP原谅了我。从根本上讲，她有时候把我当作小孩一样的宠我。象现在宠我儿子一样。我们俩很快合好了，经过这一场宣泄，我的情绪好多了。男人其实很多时候是表面坚强，男人更需要女人关怀，有了这种关怀，男人才会成长，才能够成熟。我很幸运，在最需要的时候，有一片温暖的胸怀包容我。女人，学会用你的胸怀去包容你爱的人吧，你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后来几天，玩得很开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深圳的蚊子很厉害，尽管我住在２０多层，但一些强壮的家伙还是突破种种防线，狠狠地袭击了LP（很奇怪，我不招蚊子）。LP从此对深圳的印象一直不好。
送LP上飞机的时候，看得出她依依不舍。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叮嘱我要好好注意身体，记着给她打电话（我们基本上每晚上通一次电话，开销还是挺大的）。LP又走了，刚有了一点“家”的味道的房间又恢复了静寂。有人说，要想让一个男人尽快成熟，一个办法是坐牢（不知道依据何在），一个办法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几年。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寂寞、孤独确实是让男人成熟的催化剂。不过，成熟的代价是――痛苦。
在深圳的日子虽然表面“热闹”，但是那种“漂”的感觉。热闹是别人的，热闹过后，我的内心仍然是孤寂。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漂”在外面寻找自己世界的朋友，感同身受，我经历过那个阶段，因此，更加珍惜现在的“家”的生活。对男人来说，家是港湾，是加油站，是“学校”，是全部。
五一节过后，公司高层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上市协调会，成立了以副总裁和老P为首的上市小组，上市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我和小F资历尚浅，没有进入上市的核心层。但“亲自操作一个上市公司”这个愿望在心里已经埋下了种子。
人有想法，其实是好事。没有想法，就不会有行动，就不会有结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然后不断的在脑海里强化这个目标，把它分解成阶段性的计划，你的潜意识就会发生作用，你的行动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这是很多成功学大师的理论，我觉得对非常管用的。改变生活，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象成功者一样的思维，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后来，我的想法不断地被实现。
在老P他们忙着应付投行、联交所的时候，我继续完成我的“电算化”的计划。下一站是重庆分公司。
重庆的火锅真是一绝。分公司老总在小天鹅大酒店招待的我。我第一次尝试正宗的重庆火锅，小龙虾那个麻劲儿和辣劲儿，吃得我整个下巴都失去了知觉，但缓过劲来，居然还想吃。真是不可思议。全国跑就这好处，各地的美食都能品尝一下。“食色性也”，哈哈，这也是孔老夫子的名言。
重庆公司有些麻烦。可能听说了一些分公司老总想跳槽的消息，大老板也急急忙忙地从香港飞过来。可能是怕影响到重庆团队的稳定吧，大老板这一次“御驾亲征”，亲自坐镇，让我有些紧张。老板、助理和我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的结论就是：先接管重庆分公司的财务。处理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但我并没有太紧张。在机关的３年的考核工作，我见识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了――一切围绕着权力更替的“政治斗争”都是“残酷”的。炒人，也是难免的。这一点我有心理准备，而且我是个职业经理，在这样的问题上只能执行公司的决定。问题是，怎样在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是个挑战。
我决定还是认真考察一下分公司的财务管理状况。
重庆分公司成立时间有３年，这个财务经理是成立伊始就加入公司的“老人”。分公司的业务比较简单，费用由总公司的预算控制，因而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
我采取了一个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直接盘点现金。这一招在河南锻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当作“杀手锏”用。一个公司的报表“水分”是很大的，一个很“烂”的上市公司报表照样可以做得“美仑美奂”――包装报表的技巧是很多的，比如非常经常性收益，关联交易，改变折旧年限，预提、递延等等，对会计老手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中国的股民，碰到象当年“银广厦”这种案例，也是命中注定。如果你要迷信上市公司的报表，你就做好赔钱的准备吧。我读研究生时，教证券的老师有过一次评注中国股市的时候，有一句精彩之极的话，我至今记得――“中国最黑暗、最腐败的地方，就是股市”。
现金是骗不了人的。一个公司如果现金流正常，业绩多半不会有问题。只有适销对路、有市场需求的公司才能够让客户拿现钱提货，因为你是卖方市场，有条件跟客户“讨价还价”；反之，你只能把赊销――放宽应收帐款期限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同时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坏账风险。看一个公司的管理，利润不足以说明情况，如果学会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之间融会贯通，你就进入一个高级财务人员的境界了。
现金盘点果然出了问题。账实不符。我把出纳找来一问，结果马上就清楚了。小姑娘从来没见过这种“突然袭击”的查法，有点“杀气腾腾”，一副胆颤心惊的样子。原因是：财务经理用打“白条”的方式，在没有经过总经理审核的情况下，从公司的保险柜里直接借走了500块钱。
从金额上讲，这不是大事。但是从性质上讲，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财务人员这种行为，可以上升到“监守自盗”的严重程度，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后来，我经常以此为案例教育我的手下，作财务人员一定要“自律、自律，再自律”。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做财务工作是很容易犯大错的，尤其是内部控制制度不够严格的公司，简直就是“诱人犯罪”。为企业制订完整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财务总监的首要职责之一。
那个可怜的财务经理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若无其事地说，要不要找老总补签到个字？天，真是“死到临头”还不清醒。老兄，对不住了，别怪我，要怪怪自己吧。我心里虽然有点软，但由于确实有“把柄”在手，这稍稍冲淡了我因此而产生的一点愧疚的感觉。几年以后，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变化。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如果当时我没有给他这个教训，也许他有可能会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也许代价会比当时给炒掉要更大――人要么不要犯错，要么就得付出代价，这是天理，是因果循环，是逃不掉的。
不知道这位老兄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当年我不得不做的这件事情让你付了一点“代价“，那么请接受我“迟来的祝福”吧。
昨天跟小F通电话，他在新浪头版上看到了我写的这个帖子，我很担心的问“怎么样”，他评价说“很亲切”－－这下我就放心了，幸亏我没说这小子的坏话，否则......后怕。做人还是要厚道，不是吗？哈哈
幸福的小F明年春节就要做父亲了。我们俩也有段时间没聚了，大哥就在这儿祝福他吧。
重庆的事情解决得很顺利。大老板满意地飞回了深圳。我留下来多呆了几天，一方面招聘新人，另一方面整理公司的业务。我已经开始慢慢习惯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作方式了，事实上，这也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
我后来形成的“领导风格”，属于“放手型”这类的。我的原则是，凡是下属能做的，我绝不亲自做；凡是下属不会做的，我会教他（她）做，但绝不会替他（她）做。作为一个管理人，培养下属，给他（她）们足够的工作机会，帮助其提高工作技能，并且能够足够地重视他（她）们的感觉，这样的领导，是一定会受下属欢迎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不但可以做好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企业培养一个能力不断增进的团队。后者，效果才是持久的。有的领导，喜欢用采取比较个人的方式带团队，一旦本人离开了，工作就无法正常地开展，这样的领导，应该不算是好领导。
做一个好领导，难，也不难。不难的是“知”，难的是“行”，所谓的“知易行难”。管理方面的畅销书满大街都是，但真正能管理得当的企业，又有几个？我一个朋友，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懂管理的多，但会管理的少啊”，诚哉斯言。
在重庆的日子呆着很烦。人迟迟招不上来，有时候想找个合适的人，就象沙里淘金一样，得碰运气。我那时一天要面试好几拨，碰到稍微“言之有味”地还好，碰到水平差的简直是一种“煎熬”。连着几天，我都没碰到让我眼睛一亮的，我都有点灰心了。
面试这东西，的确要讲究技巧。但技巧只是末节，本人的素质才是过硬的东西。碰到有水平的考官，把你问得下不来台，才是最难堪的。从考官的素质，你基本就可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值得你去，是否有前途――很简单，这体现一个企业的用人观，如果面试你的考官都很“烂”，你能想象你以后能在这个企业安心地呆下去吗？３个月前，我从原来那家８００多人的公司跳槽到现在这家公司的时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这又是后话了。
在重庆我足足呆了２０天。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人选。终于解放了，大姐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妈妈身体不太好，在跟副总裁请假批准后（我对这家公司心存感激，既因为这是我的“第一课堂”，也因为公司领导都很有人情味），我飞回了南方的家。
妈妈是９６年得的脑血栓。那一次，我在郑州出差，得知妈妈病危的消息，我六神无主地跳上一班火车，就往家里赶，因为走得匆忙，身上所有的钥匙全丢失在车上。
说起来，我欠妈妈的太多。小时候，我跟小姐姐跟随妈妈调到了县城，那时爸爸在城里，负责供大哥大姐的学费和生活费，妈妈从乡下调到了县城，负责我跟小姐姐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省钱，妈妈在我们的宿舍区旁边开垦了一小块菜地，每天下班后带着我去给菜地浇水，那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妈妈担着一对水桶，而我跟姐姐在旁边开心地摘着小西红柿。想起来，时光苒苒，感慨万千啊。
也许是那时生活的劳累，妈妈后来患上了急性肾炎，然后转成了慢性，加上高血压，导致了脑血栓的病根。
我性格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妈妈。乐观、宽容、坚强的妈妈，无论在单位，还是在亲戚朋友间都留下了极好极好的口碑，如果“伟大”这个词只允许一个人使用，那一定就是我妈妈。
在４兄妹中，妈妈最疼的我，最操心的也是我。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也是让她受苦最多的孩子，小时候为了生我，妈妈流了好多血，最后是剖腹产才把我生下来，我在妈妈肚子里没有呆满１０个月就急急忙忙地跑出来了。我的急脾气，象神了我爸爸。
那时候刚调到城里，我老被小同学欺负。妈妈为了照顾我，主动要求从市行调到小学旁边的刚成立的储蓄所。每天放学，我都准时地到所里等妈妈下班。下了班的妈妈推着她那辆小小的自行车（妈妈不高），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两条腿一荡一荡，一边哼哼，一天看当天的晚报。妈妈走到家，我把当天的晚报也看完了。在妈妈的负托下，就这样呵护着，渡过了我的小学生涯，送走了幼小的童年。那时候，很多人都会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用车载着她心爱的小儿子，风雨无阻。后来，我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初中，那辆自行车妈妈送给我，这辆自行车，这段路，又陪伴着我长成少年。
那时候我功课非常紧，每天早上，爸爸妈妈都会在天没亮之前就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早餐的标准只有5分、１角钱。为了保证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爸爸妈妈很早很早就起床，把前一天晚上泡上的黄豆用一种陶制的“檑钵”捣碎研磨，然后再用干净的纱布把豆汁挤出来，煮开，就成了我和小姐姐的“营养早餐”。每天早上，朦胧中父母忙碌的背景，和“檑钵”“沙沙”研磨的声音，让我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贻，这一幅景象，鞭策我从小学、中学，一直奋斗到大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少写信的爸爸给我写了 ，信里只说了４个字作为我走上社会的赠言――“人生在世，奋斗不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按照爸爸的教诲，兢兢业业，在认真地勾画着自己的人生。
病床上的妈妈正输着液。９６年第一次脑血栓发作留下的后遗症，妈妈的语言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右手行动也很困难。这一次有复发的迹象。
或许是母子连心吧，我刚出现在病房的门口，妈妈就把头转了过来――事前，怕妈妈反对，大姐一直没有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妈妈，妈妈怕影响我的工作。妈妈总是这样，心里从来想的都是子女。
那一刹那，我看见妈妈的眼睛定住了，也许是不相信我会回来，足足有十几秒的时间，妈妈才反应过来。她开始激动地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叫我的小名“儿、儿”，因为表达不出自己的话，妈妈焦急地用手捶打着床边。
好半天，我和大姐才使妈妈平息下来。我握着妈妈的手――曾几何时，这双哺育过我、呵护过我、推着小车风雨无阻的手，已经布满了皱纹。担心妈妈过于激动让血栓加重，我一遍又一遍地抚理着妈妈的头发，我好久没这么近地端详妈妈了，妈妈头发已经大把大把地花白了――我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一个必须承受的现实――妈妈，她老了。
泪水在我们母子的对视中肆意横流，时间，在那一刻定格在2000年盛夏的一个下午。
或许是我回来的原因，妈妈又一次渡过了险关（脑血栓有复发性，第一次复发是最危险的）。
妈妈坚决不让我在医院陪她过夜。小姐夫是医院的主治大夫，也是妈妈的“保健大夫”。她“生气”地让小姐夫和小姐姐把我“领走”，还费了很大的劲特意叮嘱小姐做我最喜爱吃的家常菜――即使在病床上，她担心她的儿子会“受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天下的妈妈，祝你们都健康长寿。
尽管不情愿，１周之后，妈妈的病情稳定之后，我又离开了家。
人生就是这样，漂浮不定。家，是一种感觉――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家在游子的心里，在家人牵挂的目光中。
上市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公司的董事局也出现了一些“传闻”。
公司最早的创业股东是现在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人携手创业１０年，股份一直是５５开。两人性格也是绝佳的搭配，大老板比较宏观，场面上的事拿得起放得下，有一股气势；二老板，性格温和，慢条斯理，懂得谦让。两个人１０年的打拼，打下的这片江山和情谊，在上市前，出现了“裂痕”。
钱这东西，很难捉摸。如果你能够驱使它，它就是好东西；如果你不能而反被它驱使，它就是邪恶的化身。大哥的经历，让我对金钱有了新的认识；两个老板的经历，又让我加深了这样的认识。
如果问你，友情是有价的吗？很多人也许会想也不想的说，“无价”。我认为，这是一种唯心的说法――除非你是象孔老夫子和他的弟子颜回一样的圣人“不为一箪米折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孔老夫子倡导的精神早已“丧夫贻净”的今天，有几人能做到？如果在“友情”前面加一个价码，１万、５万、１０万也许OK，如果是１０００万呢？还能不动念头的人，又有多少呢？
在数以千万港元价值计算的股权面前，大老板试图单独控制董事局――其前提条件当然是要让二老板退出。纷争因此而起。事后看来，数千万只不过是当时“泡沫估值”，后来严重地缩水了，“富贵”，也只不过是撒旦诱惑的海市蜃楼而已。而10年积累下来的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后来认识到，一个公司如果“ 台”（董事会、股东层）出了问题，这个公司离“内乱”就不远了。一个合理的公司结构，职业的董事会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层面的事情，也是我后来成为财务总监，进而作为董事会秘书进入董事会层面的“起步”。
职业的董事会，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础。董事的素质和资质，应该适应公司的发展，不是所有的股东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条件。如果董事层面对公司的发展理解差距很大，公司的经营是很难保证的。通用公司之所以能够培养并任用杰克.韦尔奇，与其董事会有着直接的关系。通用的成功，与其说是杰克.韦尔奇的成功，更不如说是通用公司百年沉淀下来的企业文化和职业董事会的成功。后者才是公司长治久安的保证，有了这一保证，通用也会产生第二个、第三个“中子弹”杰克。与这些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要走的路太长了。
如何应对董事会，是高级财务总监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既要保持财务总监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又要能够担负起协助CEO说服董事会接受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思路（外资企业，财务总监还要具备相当出色的英语水平），对财务总监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很多企业，公司的董事会和经营层是一套班子，创始股东既是董事会成员，又是经营层的成员，身兼两职，这在公司规模小、管理压力不大时是权宜之计，如果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这种情况的存在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风险。试想，经营层提出的方案，作为一套班子的董事会，会自己“质疑”自己吗？一旦失去了“质疑”的功能，董事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进入６月，董事会频繁地召开。既有上市的事，也有两个大股东之间的纠纷。大会议室里经常传出争吵的声音，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天，老板出来的时候，脸上都是一脸的凝重。我和小F那段时间终于可以闲下来了。
我已经开始准备论文的事。最后一次期考之后，两年的研究生的课程就要进入尾声了。接下来，比较关键的两件事是：两门全国统考（英语和综合专业课）和论文。这两件事决定我是否能够拿得到硕士学位。所以，公司不太忙，正好让我有了“偷空”的机会。
这天，正在网上搜寻资料。一个朋友的电话打了过来。这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年也在武汉上的大学，后来分配到了珠海工作，当时在珠海下面的一个镇里挂职，分管一个镇上的“集团公司”。打电话的目的是邀请我给她麾下的这部老总们讲讲财务知识。珠海我正好没去过，因此，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
周六，我座上了深圳蛇口到珠海的高速船。白色的海鸥起伏翻飞，碧蓝的海面景色怡人，一个小时，我踏上了珠海的土地。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海上旅行”居然从此改变了我此后一个阶段的人生。象这样在珠海－深圳之间的“海上旅行”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家常便饭”――机会，总是躲藏在你不注意的地方；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地捉摸不透，让你着迷。
珠海可以称得上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后来我的评价是，在国内没有哪座城市比珠海更适宜居住，即使在联合国评选的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中，珠海也榜上有名。珠海的人少，遍目皆绿，而且宁静得出奇，一条大街上只有稀稀拉拉、数得过来的几个人；一点也不象北京、上海，到处是人满为患，即使是城郊也有让你无处可逃的感觉。海滨城市海风含氧量极高，天空更是洁净得象一大块蓝色的玻璃，空气新鲜得象刚摘下的草莓。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座安宁、整洁、号称“海滨明珠”的城市。
朋友开着皇冠接的我。一个镇领导配这么高级的车，让我始料不及，看来我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实力要重新评估了。当晚，饱餐了一顿各种古里八怪、叫不上名字的海鲜。
讲座非常成功。我在机关的时候，下去检查工作，经常陪同领导坐 台，偶尔也说一两句，因而这种场面从不怯场。讲座的题目叫“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当然，当时的水平和经历跟现在没办法比，但对付那些从来没接触过财务专业的“企业家”们，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偶尔我也会帮朋友开的培训公司客串一下讲师，讲课水平已步入“准专业”水平了，呵呵。
财务知识，对管理人员来说，是一门必备的技能。当然，非专业的财务人员可以不用象财务经理一样，精通科目设置，核算流程这种东西，但基本的报表看得懂，能跟业务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这是做管理，不管是部门经理，还是总经理都应该具备的知识。帮助业务人员理解财务知识，在企业中推行数字化管理，提高财务的地位，是很好的切入点。而业务人员掌握了财务知识，也能够与财务人员形成互动配合，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水平。财务人员，不应只是“记账工具”，更应是经理们依赖的好帮手。
老总和财务经理们非常认可我的理念，会后又交流了很久，交换名片，有的老总还提出让我做他们公司的顾问――看来，好的财务人员在哪儿都稀缺。结束的时候，我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但内心非常地满足。
为了“表彰”我的“卓越”贡献，朋友晚上提议打保龄球。就是这次保龄球，我认识了Jack。
Jack是朋友顶头上司的弟弟，美国医学、生物双料博士，６３年，比我大了１０岁。Jack是广东人，长得很帅，温文尔雅，浓浓的书卷气，极象台湾影星赵文卓，是那种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男人。我们聊得很愉快，谈话中，知道他刚从美国回来，在珠海筹办一个生物企业。
我当时有点崇拜“海归”。在我的心目中，“海归”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精英（现在我对此有所保留）。但Jack，我至今仍认为他是我后来认识的众多“海归”中最优秀的一位。尽管后来在跟他的合作中我们有过一些分歧，但这一点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在我以目中，依然把他当作我的好朋友，我的另外一位大哥。Jack，你现在还好吗？
Jack身上有很多美国人的特点，性格开放，每次打完一个好球，我们都会击掌相庆，我们的保龄球水平不相上下，比赛
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被他的风度折服了。分手时，Jack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去参观他的公司，顺便给他的公司提提意见，我礼貌性的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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